文/盖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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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1915年,17岁的周恩来在南开校园写下作文《海军说》,开篇即道:“兵,凶器也。战,危事也。此右文之言,岂尚武之国之宗旨乎?”意思是:武器,是凶险的东西。战争,是危险的事情。这些充满弱者气息的话,难道是勇毅之国应该说的话吗?“右文”,指注重文事。周恩来根据中外历史事实,分析了建设海军在国势强盛和军势强盛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军盛则国强,军颓则国弱”,“挽神州之陆沉,作中流之砥柱,欲执世界牛耳”,“惟焉(海军)是赖”。
周恩来小小年龄就能绘制如此宏伟的强国蓝图,老师也只剩下赞叹了:“笔酣墨饱,气势汪洋,青年有此文字,后日必不可限量矣!勉旃!”
少年气盛,颇能洞察古今中外大势,见地非凡。周恩来为何能写出如此慷慨激昂、充满尚武精神的文章?
《海军说》里有南开学校的文化基因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受到了张伯苓的影响。张伯苓负笈北洋水师学堂,立志将来投身海军,保家卫国。可是当他以航海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之际,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最终几乎全军覆没。他只得赋闲在家。
后来的事实是,清政府不但没能从北洋水师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一举撤销了海军衙门,大量海军将领和海员被开缺回原籍,海军建制几乎全部废弛,中国海岸线上仅仅剩下舰船装备极差的南洋海军。旅大、威海卫、胶州湾等港口纷纷落入列强手中。
张伯苓后来身为清朝海军一员重返威海卫,去执行这样的任务:1898年,英国租借威海卫,占领该地的日军撤离,中国派“复济”号与“飞霆”号两舰前往办理交接。5月23日,日军撤离,降日本旗,升中国的黄龙旗。24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生日,又在刘公岛升英国旗。“复济”号派50名官兵观礼,张伯苓即在其中。张伯苓亲历其事,后称之为“国帜三易”。
原来,甲午海战战败后,中国被要求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并支付2.3亿两白银赔款。但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欧洲列强不甘心日本得利,通过武力胁迫日本放弃《马关条约》中的部分权益。此举看似在帮助清政府,实则是为了利益均沾。清政府只好拿出更多土地租借给列强。而张伯苓所在的“复济”号的任务就是负责到威海卫从日本手里接收威海卫,然后转让给英国。于是就出现了上面的情形。
张伯苓遭遇“国帜三易”之耻,内心悲愤无比,开始痛定思痛:一方面是强权压境,中国屡遭凌辱;另一方面是国家极其缺乏能人。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个人力量或仅凭海军之力,根本无法改变局面。张伯苓思来想去,认为救国须从教育入手。
张伯苓走上教育救国道路后,经常在学校里通过修身课等形式向学生讲述“国帜三易”的故事,这段历史因此深植学生内心,不断激发南开学子的爱国主义情感。而海军能否重拾昔日辉煌,这一世纪之问则始终牵动着南开学子的心。
周恩来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在《海军说》一文中,他写道:“甲午之败,全军覆没,虚容尽失;割地丧师,真情毕露。强盛之希望既成泡影,和平之期意复为幻想。”
那么,怎样改变甲午海战后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呢?周恩来认为:虽然有诸多困难横亘在眼前,但建设海军、使海军强大是我们守护领土完整的关键所在,应该不惜“以国家之税,练国家之军”,编练海军“成功用之甚广”。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周恩来,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清末民初许多有识之士都主张发展海军,加强军备,以应对海防危机。比如孙中山就曾说:“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
《海军说》背后是天津的尚武精神
自古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近代以来,天津更是饱受列强的侵略与践踏。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八国联军入侵……加上天津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频仍的环境下,天津人形成了个性豪爽、重义轻利、尚武好斗的性格。比如清末民初兴起的振兴国术、弘扬民族精神的热潮中,义气干云的东方旭、快意江湖的霍元甲,都是天津人。保定军校的崇文尚武之风、育德中学的救国图强之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星火燎原之势、李大钊先生点燃的信仰火炬,共同锻造出燕赵儿女的血性脊梁。
天津的尚武精神也淬炼着南开学校的尚武精神。为撕掉“东亚病夫”标签,张伯苓以身作则,提倡练武强身健体,增强体质。他还把武术引进课堂。周恩来曾习武3年左右。
1914年,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二年级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与其说是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不如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纲领。为此,天津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周恩来于1915年6月两次出现在天津河北公园的救国储金集会上,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海军说》既然写于“二十一条”部分条约签订后不久、反袁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那么这篇文章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是天津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
在反日高潮中,周恩来还开始了军事研究。他在和同学共同创立的敬业乐群会中,成立了“军事研究团”。他积极组织国防演说会,邀请专家讲解“军舰、炮台、陆路”等军事知识。周恩来还在校刊和会刊上撰写文章,在国防演说会上发表演讲,纵论时局之变化,阐释形势之演进,显示出救国和抗争的壮志豪情。
周恩来热衷军事政治研究,因此深知我国海防亟待加强。在《海军说》一文中,他就提出:尽管我国面临财政困难和港口被占的危险,面临只有增加税收才能支持海军发展的困境,但“当此廿世纪,强权潮流之日,我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定要重整海军!
袁世凯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然而国内形势并非人们意想中的那样乐观。不久后蔡锷逝世,北洋军阀重新执掌政权。共和失败,有识之士于是产生了一种武装推翻军阀统治的思想。周恩来此时就想:“现在的政局全在几个武人手里拿着。从此往后很不容易从他们的手里去替他管理政事……将来的政局,非励精图治,在军事上头着手,很不容易把这班相传不绝‘北洋系’‘士官系’推倒。”
周恩来的这种从“军事上头着手”推翻“北洋系”“士官系”的构想,可能就是他后来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他后来曾就此回忆:“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活动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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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8月,周恩来在萧劲光陪同下,检阅海军北海舰队
《海军说》是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思想的发展
周恩来之所以在南开学校能写出《海军说》这样意旨深远、蕴含远见卓识的文章,还与他入学之前就初闻革命、思考革命,并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有关。
周恩来在东北读书时,东北大地刚刚经历日俄战争。他曾随老师和同学前往当时的战场,了解到日俄开战的情景和百姓遭受的苦难,内心受到极大冲击,反对帝国主义的种子在他心里开始萌芽。
当年日俄战争主战场的遗迹石碑,使少年周恩来反帝意识萌芽。周恩来在东北读书时遇到的几位进步老师,经常向学生介绍革命书刊,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梁启超当时也曾鼓吹革命,而章太炎也是革命者。周恩来当时还一直是梁启超、章太炎等的追随者。这对周恩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再加上东北的白山黑水、风土人情的磨砺,他变得成熟,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一天,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的魏校长问大家:“读书为了什么?”周恩来站起来大声说:“为了中华之崛起。”意思是说为了中华民族能够日益强盛,像巨人那样屹立在世界上而读书。
在东北读书时,周恩来还一直是《民权报》(创刊于1912年3月28日)的忠实读者。《民权报》是民国成立之后才创办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部分激进分子创办的日报。该报以反对袁世凯为宗旨。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民权报》极力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而周恩来读这份报纸从东北读书时就已开始,一直读到这份报纸被袁世凯查封为止。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14年春当多数人认为民国初建、天下已定,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时,青年周恩来却能说出“今之世一战争之期,非曩昔可比。……惟恃有一般学者出以济世之才,以槃国家于累石之安”这样的话来。1914年春,周恩来还感怀于黑暗政治现实,写下《春日偶成》二首,其一写道:“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以“烟霾”比喻云谲波诡的政治形势,借张良遣力士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的掌故,用警语般的预言收结,激励爱国志士前赴后继,奋起抗争。
《海军说》是周恩来抗日思想的起点
从明朝开始,日本就一直图谋侵略中国。虽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但当时明朝实力非常强。明朝把日本打败以后,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再也没有非分之想。
清朝末年,发动中日甲午海战、日俄战争等军事行动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1915年,日本乘西方列强分身乏术之际,向清政府提出所谓“二十一条”,而其中第五条包括北洋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以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日方催促得紧,日本海军编队已经有驶往中国东南沿海的迹象,看样子是要用武力相逼了……
由此可见,1915年面对内忧外患,青年周恩来能够写出《海军说》这样气势磅礴的文章,是因为周恩来洞察时事,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深刻的认识。
在《海军说》文末,周恩来大胆设想:如果咱们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那么“国之强,可操左券。挽神州之陆沉,作中流之砥柱,欲执世界之牛耳,保东亚之和平,舍海军其谁归?”文终而气不竭,表达了文章的核心思想:一定要尚武,要发展海军,让中国更强大!
历经百年沉淀,今日的中国海军已完成从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的转型。重读周恩来的这篇铁血建言,我们不难发现,如今全球海洋战略体系竟恰是周恩来“挽神州之陆沉,作中流之砥柱”愿景的世纪和鸣,是其海洋战略思想的接续与升华!沧海奔涌不息,历史的回响早已化作镜鉴,昭示着一代代人如何在少年时立志图强,于青年期满怀热血淬炼自我,在这片热土上慷慨悲歌,精神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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