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邓稼先的挚友情

文/罗元生

1949年夏，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左起）在芝加哥大学

年少时光，两人初识的中学生活　

1936年9月，北平崇德中学的校门敞开着，迎来一群背着书包的少年。刚满12岁的邓稼先背着母亲缝制的布包，怯生生地站在初一年级的报到处，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的名字。转身时，看到一个眼睛明亮的少年，穿着干净的蓝布长衫，眉眼俊朗，笑容温和：“稼先，我是杨振宁呀！你也来崇德中学了，我们现在是同学了，只是我高你两班。”

这是杨振宁与邓稼先在校园的第一次相见。

一场缘起于父辈情谊的相逢，就此拉开了两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交往。

彼时的北平，文人学者云集，邓、杨两家皆是书香门第，早有往来。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著名美学家、北大哲学系教授，精通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艺术理论，常有名士登门探讨学问。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一代数学名家，为人谦和儒雅，与邓以蛰因学术交流相识。两人志趣相投，又是安徽同乡，很快成了挚友。

两家住得不远，邓家在弓弦胡同，杨家在清华园。每逢周末，杨武之常带着杨振宁、杨振平兄弟登门拜访。

邓家的客厅总是飘着墨香与茶香。邓以蛰会拿出珍藏的古砚，与杨武之探讨书法，两位少年便被打发到后院的梧桐树下玩耍。邓稼先性子沉稳，喜欢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或是捧着一本《封神演义》看得入迷；杨振宁则活泼些，爱给邓稼先讲数学趣味谜题。

1936年的北平，秋光漫进崇德中学的红砖墙，将校园里的梧桐叶染成浅金。下课铃刚响，初二（3）班的邓稼先就被杨振宁拽着胳膊往外跑：“老憨，去晚了，图书馆的好座位就被占了！”邓稼先性子憨厚，被伙伴们唤作“邓老憨”。杨振宁额头宽阔，同学们都叫他“科学头”。

崇德中学的图书馆只有8个座位，是全校学子争抢的“宝地”。

两人冲进馆内时，恰好剩下靠窗的两个位置，阳光透过玻璃洒在木质桌面上。杨振宁熟练地掏出纸笔，摊开习题集，指着一道几何题对邓稼先笑道：“你看这道题，我琢磨了一晚上，觉得用你上次说的辅助线方法或许能解。”邓稼先凑近细看，眉头微微蹙起，指尖在纸上轻轻点画，半晌才开口：“振宁哥，你看这里是不是可以用三角形全等的定理？”

两人头挨着头，低声讨论起来。杨振宁思维敏捷，总能快速抓住问题核心，像个小老师似的讲解公式推导逻辑；邓稼先沉稳细致，常常能发现被忽略的细节，提出独到的见解。

在杨振宁的影响下，邓稼先对数理的兴趣日益浓厚，成绩也突飞猛进。而杨振宁也常常得益于邓稼先的沉稳细致，避免了不少疏漏。

在崇德中学的时光里，在日复一日的探讨与钻研中，二人心中都埋下了科学报国的种子。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崇德中学的平静被打破，杨家人被迫南迁。　　　

西南联大，杨振宁两次救助风雨中的邓稼先　

1941年深秋的一天，昆明的雨淅淅沥沥，泥泞的土路上，两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的青年，并肩踩着积水匆匆赶路。他们就是从北平辗转南下的杨振宁与邓稼先。

彼时，杨振宁已是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物理系大四的学生，邓稼先则刚考入物理系一年级。阔别一年的故人，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于这座临时拼凑的学府重逢。

西南联大的校舍简陋得令人心酸。教室是土墙茅草顶，课桌由粗糙的木板钉成，下雨时屋顶漏雨，学生们就得撑着油纸伞听课。杨振宁和邓稼先最常去的，是图书馆旁那棵老槐树下的石桌。每天课后，两人便抱着厚厚的讲义和习题集来到这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杨振宁的数理天赋早已显露，量子力学的公式在他笔下如行云流水；而邓稼先则稳扎稳打，总能从看似无解的难题里，找出一条解题路径。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杨振宁曾两次救助过邓稼先。

1940年春天，杨振宁已经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邓稼先还留在北平崇德中学求学。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开办的，已经侵占北平的日军，只得任其继续办学。邓稼先由于公开反对日伪北平市政府强迫学生参加“庆祝日本皇军”的活动，被日伪列入了伺机捕杀的黑名单。紧要关头，邓稼先得到了杨振宁从昆明托同学捎来的亲笔信。信中，杨振宁督促邓稼先尽快离开阴云密布的北平，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以做抗日救国的长远之计。至于邓稼先具体的上路方案，杨振宁又请捎信的同学给予尽可能的协助。如此这般，邓稼先和大姐邓仲先告别了父母，一起踏上了奔赴抗日大后方的求学之路。

杨振宁第二次救助邓稼先是在1941年的秋天。

当时，杨振宁、邓稼先分别是西南联大物理系四年级和一年级的学生。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虽然地处抗战大后方，但仍时常遭受日军的空袭，所以学生与市民就常有“跑警报”的生活经历。不过，有时关于敌机来袭的警报并不准确，以至于懈怠了一些人躲避敌机轰炸的防范意识。看起书来常常入迷的邓稼先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警报拉响了，邓稼先懒得躲避，仍然坐在学校门口附近的露天木凳上看书。杨振宁跑进防空洞，迟迟不见邓稼先的踪影，就赶忙出来找他，强行将他拽进了防空洞。过了半个小时，邓稼先看书的地方，就被敌机炸得尘土飞扬。事后，邓稼先还幽默地向杨振宁开玩笑说：“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振宁兄堪称在我身边建造‘浮屠’的专门家了。”

不久，杨振宁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师从吴大猷教授，学业愈加繁重。邓稼先则依旧专注于物理系的课程。他的成绩算不上最拔尖，却深得老师们的赏识。他做事踏实，肯下苦功，遇到不懂的问题，总是要追着老师直到问明白为止。

1945年，杨振宁准备远赴美国深造。离别前夜，杨振宁从背包里掏出一本精装的《相对论》，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赠稼先，愿君此去，前程似锦。他日归来，再话巴山夜雨。”邓稼先接过书，摩挲着光滑的封面，眼圈泛红。他从怀里掏出一块打磨光滑的鹅卵石，递给杨振宁：“这是我在滇池边捡的，带着它，就当是带着昆明的山水。振宁，到了美国，别忘了给我写信，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两人握着手，久久没有说话。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

动乱之秋，回国访问的杨振宁第一个想到了邓稼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央决定，研制核武器的基地和人员不能受冲击，因此邓稼先所在的单位和他个人没有受到冲击。邓稼先和一批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继续埋头苦干，取得了许多新成就。

但是，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核武器试验基地和科研人员也受到了冲击。

1971年，“文革”风潮也刮进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设计研究院和核试验基地。九院内部一些人也搞起了造反组织，开始揪斗科研领导干部和科学家。造反派很快分成两派，在对吵对打的同时，争相批斗领导干部和科学家。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在研制核武器中作出重大贡献、立过大功的科学家蒙冤被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接受批斗。

在批斗中，有的造反派还要求科学家把核武器研究关键数据“交代”出来，这使身处逆境的邓稼先面临严峻的考验。邓稼先非常清楚，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泄露一点儿科研关键数据，就会给国家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坚持着，虽处境很危险，但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决不把重要科研成果透露一丝一毫。

在邓稼先等人处境艰难时，杨振宁应中国政府邀请，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对中国进行访问。

杨振宁下飞机后，接待人员问他，在中国想要见什么人。杨振宁便开了一份名单，上面写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

为什么杨振宁第一个要见邓稼先呢？一方面是兄弟同窗情谊，分别太久而不知音信，另一方面他心中有些疑惑急于解答。早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科研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就是邓稼先。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回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这份名单立即从上海传到北京，转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决定，要尽快把邓稼先召回北京见杨振宁，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电报给青海基地，点名要邓稼先回北京。就这样，邓稼先脱离了险境。

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指示：要爱护和使用邓稼先等科学家。因此，邓稼先在解脱不久，就经工宣队、军宣队同意，仍然领导科研事业。从此，邓稼先开始为维护科研院所和核试验基地的稳定而工作。他在九院和核试验基地都享有很高威望。凭着这种威望，他能说服分成两派的造反组织继续工作。

因为受到周恩来的保护，以及邓稼先等人的努力，九院和核试验基地在“文革”中虽然也历经风波，但科研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

后来，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谈起这段往事时坦言：“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新中国，他救了邓稼先。”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这是杨振宁作为首位访华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冲破重重阻碍第一次回到故土。杨振宁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向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在1971年春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不久，杨振宁毅然率先访华，叩开了两国之间关闭了20多年的科学大门，意义重大。

很快，根据中央的安排，邓稼先回到了北京，见到了杨振宁。

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京外。”杨振宁不明就里，后来到上海就问他的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哈哈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当时组织上考虑到邓稼先是著名科学家，在九院那样狭小的旧职工楼房的家里，接待一位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似乎有些不体面，就在国宾馆布置了一套房间，让邓稼先接待杨振宁。可是，杨振宁踏进房间，第一句话就问：“稼先，这是你的家？”

邓稼先只好应变地说：“我在京外工作，在北京只是住几天而已。”

“那在北京应当也有一个家啊！”杨振宁似乎执意要问个明白。

邓稼先此时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认为应当把老朋友带回自己的家里去。邓稼先望了望好友，笑了笑说：“那么，今天晚上到我们家里吃饺子。”

杨振宁一下子笑逐颜开，连声说：“好，好，太好了。我这次回到北京，就是要吃你家自己包的饺子。”　　

1986年6月，杨振宁到医院看望病中的邓稼先（左）

重病之际，杨振宁从美国寻药救邓稼先

1971年第一次回国之后，杨振宁又多次到中国讲学和访问，关心中国的科技发展。每次来华，只要条件允许，他都要见邓稼先，畅叙友情。

1971年8月4日，周恩来接见了杨振宁。这是杨振宁第一次与周恩来谈话，一共聊了5个小时。周恩来问了很多问题，比如美国的大学是怎么组织的、办学的方针是什么、大学里头有没有种族的问题等。杨振宁一一如实回答。

杨振宁逐步了解到邓稼先的功绩，对他更加敬重和爱护，用各种方式表达心意。

杨振宁还记得邓稼先的爱好，知道他性格恬淡，喜欢京剧和交响乐，特意从美国带回一张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密纹唱片送给他。在邓稼先即将60岁的时候，杨振宁从美国买了一副设有电脑程序的国际象棋，要他注意休息和娱乐，闲暇时可以与电脑对弈。邓稼先感激老友的情意，收下了礼物。可他实在没有空闲，这副国际象棋一直静静地躺在家中的柜子里。

1986年5月，杨振宁从美国专程赶到北京301医院南楼特护病房，看望病中的邓稼先。

护士轻轻推开5号病房16室的门。杨振宁的心骤然一沉，只见病床上的邓稼先瘦得脱了形，宽松的病号服裹着单薄的身躯。

“稼先！”杨振宁快步上前，一把扶住想要挣扎起身的挚友，声音里的哽咽藏都藏不住。

邓稼先望着眼前鬓角染霜的杨振宁，嘴角浮起浅浅笑意，声音微弱却清晰：“振宁，你怎么来了？”

许鹿希悄悄垫高丈夫的枕头，轻手轻脚地退到病房角落。监护仪嘀嗒作响，成了病房里的背景音。两人对视良久，千言万语堵在喉头，先红了眼眶的竟是杨振宁。他望着邓稼先颧骨凸起的脸庞、枯瘦如柴的双手，想起1971年第一次回国相见时，邓稼先虽面容憔悴却精神矍铄，不过15年光景，核辐射的侵蚀竟将他折磨成这般模样，心疼与愧疚瞬间涌上心头。

话题渐渐从情谊转到毕生痴迷的物理学与核事业，两人眼里都泛起光亮，暂时忘了病房里的一切。

提起在大西北的攻关岁月，邓稼先的眼神亮了几分，仿佛又回到了戈壁滩的帐篷里。“靠算盘，靠计算尺，靠几十号人三班倒连轴算。”他缓缓道，“算中子倍增系数那阵子，大家熬得眼睛通红，一个数据反复核对五六遍，硬是把手算误差控在了千分之三以内。有次算到关键处，我和于敏在帐篷里守了三天三夜，算出结果时，外面的戈壁滩刚好天亮。”

杨振宁听得心头震颤。他深知核爆临界计算的复杂，即便当时美国有顶尖算力支撑，也耗费了海量人力，而邓稼先他们竟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完成突破。“换作是我，未必能做到。”他由衷感叹，“更难得的是氢弹，你们用于敏构型避开美苏壁垒，短短两年零八个月就实现突破，这是真正的自主创新。”

聊着聊着，杨振宁忽然想起坊间传闻，忍不住轻声问：“稼先，你们搞成原子弹、氢弹，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他本是随口一问，想宽慰挚友，没料到许鹿希在旁轻声答：“原子弹10块，氢弹10块，一共20块。”杨振宁愣住了，以为是玩笑，见许鹿希点头确认，想说什么却堵得慌，只觉得眼眶发烫。

邓稼先却笑得淡然，语气带着几分自嘲：“20块不少了，能买好几碗炸酱面呢。”他看着杨振宁泛红的眼眶，反过来安慰：“钱算什么？当年戈壁滩上，大家啃着干粮，喝着苦水，谁也没计较过报酬。看着蘑菇云升起来，看着国家有了核盾牌，再也不用受人欺负，心里比拿什么奖金都甜。”

这些话字字恳切，杨振宁再也忍不住，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两人交握的手上。

杨振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床头柜上果然堆着几本核物理专著，书页上还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边角被翻得起了卷。他知道，老友就算躺在病床上，心里惦记的，依旧是那些未竟的事业。

6月13日，杨振宁回美国前再次来医院看望邓稼先。

那时邓稼先开始大出血，医生已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杨振宁站在病床前，深情地望着邓稼先，送上一束极大的鲜花。他知道，这可能是与老友的诀别了。

当时，邓稼先的神志还很清醒。杨振宁走后，他对许鹿希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所以送来特大的一束鲜花。”分别前，两人在病房里合影留念。邓稼先执意送杨振宁至病房门口，两双手紧握在一起。他们都知道，这一次是真正的告别了。

回到美国后，杨振宁找到当时还没有上市的抗癌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可惜，当药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62岁。

1993年6月，杨振宁为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撰写文章《邓稼先》，同年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时值邓稼先逝世7周年。他以挚友身份写科学家评传，纪念邓稼先。

文中写道：“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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