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亡时，文天祥必须死吗？其实是这个好人把他“逼死”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是文天祥的千古名句，也是他作为一位民族英雄的真实写照。

首先必须承认，文天祥的英雄气节，光照千古，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大宋王朝的“脊梁”，曾经的丞相，最后的军事统帅，文天祥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也并非是必须死的。毕竟，元世祖忽必烈也是个爱才之人，为了表示自己的礼贤下士，完全可以宽恕文天祥。史载，忽必烈对文天祥有个极高的评价：好人也！

既然忽必烈说文天祥是个好人，那么大元刚定天下，为了打造自己的人设，这位开国皇帝也断不至于杀了这个大好人，给自己抹黑，即便他“罪责”再大，也会对他网开一面。试想，如果忽必烈不愿杀文天祥，那么文天祥是不是就可以不死？至少不是非死不可吧。

事实上，文天祥被俘之后还真没有立即被杀，而是被囚禁了三年有余。这期间，他也没有自杀殉国的举动。也就是说，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内，文天祥完全可以不死——既然忽必烈没有杀他之意，他自己也没有自杀之心，那为何最终还是难逃一死？其中自有许多缘故，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朝的一个人把他“逼死”的，而这个人是个好人，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也是个正人君子。

他终究是谁？因何逼死文天祥？还得从头说起。

文天祥可不是一般人物，并非普通的朝中大员，在当时，他的姿态是很高的。首先，文天祥年轻时长相十分英俊，说他貌比潘安，也许夸张了，但也身材魁伟，眉清目秀，皮肤白皙如玉，妥妥的一名美男子。

关键他不仅帅气，而且胸怀大志。文天祥年少之时，曾看见学宫中所祭祀的乡贤欧阳修的画像，谥号有“忠”字，不仅十分羡慕，而且极为激动，说道：“今生我如果不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文天祥不仅英武，有大志，关键还天赋异禀，才气过人，自小就是学霸的存在。在古代，有许多读书人为了功名，甚至终其一生为之奋斗，像范进那样弄个举人都50多了，而文天祥20岁就状元及第，端的厉害！

文天祥，字宋瑞。其实文天祥开始不叫这个名字，他原名文云孙，是他中状元之后改的名字。为何改名？

宋宝祐四年（1256年），20岁的文云孙参加科举考试，成绩优异。后在集英殿答对论策，以“法天不息”为题议论策对，洋洋洒洒一万多字，不打草稿，一气呵成。可谓下笔万言，一挥而就！

当朝皇帝宋理宗阅览后，惊叹其才，大喜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钦点其为进士第一。

文云孙当即谢主隆恩，并直接改名文天祥，字宋瑞。

文天祥是高调中状元，高调为官的，而且打破了隋唐以来，许多状元的徒有虚名。因为许多状元虽然都是才高八斗，但为官不一定行，大多政绩稀里糊涂，干不成什么大事。文天祥不，他一直十分勤政，倡导改革，是大宋末年的扛鼎之才，同张世杰、陆秀夫并列被誉为“宋末三杰“。

只是生不逢时，文天祥没有处在大宋的鼎盛时期，否则他成为包拯或者王安石那样的人物也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文天祥为官不到3年，元军就大举南侵了。作为一个文官，文天祥能扛起抗元大旗，担当起挽救大宋的使命，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分兵三路，南下侵宋。宦官董宋臣建议宋理宗迁都避敌，满朝文武竟无人敢提出反对意见。唯有时任宁海军节度判官的文天祥得知此消息后，心中难平，他拍案而起：开玩笑！大敌当前，不思抵抗，却要退缩，是何道理？他直接上书朝廷，请求立即斩杀董宋臣，立大宋国威！

只是软弱的朝廷并没有听取文天祥的建议。如果当时直接斩杀投降派而统一人心，奋勇抗敌，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亡国之耻了。

后来文天祥又官至刑部侍郎、尚书左司郎等职，但他屡遭奸臣比如贾似道等人的排挤，37岁时被免职。

直到元军继续南侵，长江上游告急时，文天祥才再次被起用。

宋恭帝德元年(1275年)，他在赣州组织义军北上抗元。次年，文天祥任右丞相，前往元军营中谈判，却被扣留。文天祥脱险后，辗转流亡至南方，与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继续组织军队抗击元军的入侵。

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率军经过同元军的连番激战后，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兵败被俘。他被押解见元将张弘范时，昂首挺胸，绝不跪拜，展现出了一种凛然正气。

文天祥被俘后，一共被囚禁了三年又两个月。这段期间，元朝人千方百计对他劝降，他们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当时参与劝降的人物之多，威逼利诱的手段之丰富，许诺的条件之优厚，等待的时间之长久，都超过了其他宋臣的“待遇”。

当时，文天祥的妻子欧阳夫人和两个女儿柳娘、环娘被元军俘虏后送到大都，元朝想以此为要挟，软化文天祥并诱降之。

文天祥共育8个子女，其他都亡于乱世，就剩下年幼的两个女儿了，她们还都才10多岁。但文天祥接到女儿的信后，虽然痛断肝肠，但仍然坚定地说：

“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如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又写诗道：“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表示国既破，家亦不能全，岂能为保骨肉团聚就变节投降？

之后，元人又用酷刑折磨他。他们给文天祥戴上木枷，关在一间潮湿寒冷、臭秽不堪的土牢里。文天祥吃不饱，睡不好，又被穷凶极恶的狱卒呼来喝去，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元丞相孛罗还威胁他说：“你要死，偏不让你死，就是要你生不如死！”

1282年，向来爱才的忽必烈问大臣们：“南方和北方的宰相，谁最贤能？”

群臣奏称：“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

忽必烈大喜，于是下了谕旨，欲拟授文天祥高官显位。当时宋朝不少大臣为了保命都投降了，比如王积翁等就写信告诉文天祥，让他投降算了。文天祥回信说：“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王积翁见他如此决断，不敢再劝。

不久，忽必烈又下令优待文天祥，给他上等饭食。文天祥拒绝。忽必烈再次召见文天祥，当面许他宰相、枢密使等高职，又被他严辞拒绝，并说：“唯求一死耳！”

1282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被处以极刑，年仅47岁。

文天祥就义后，曾经参加过义军的诗人王炎午写了《望祭文丞相文》，赞扬文天祥的死，其中有“山河顿即改色，日月为之韬光”的句子。

1323年，在文天祥家乡吉州的郡学里，他的遗像挂在先贤堂，与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等并列祭祀。至此，文天祥算是圆了少时之愿，真正同欧阳修并列了。而他留下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更是彪炳千秋。

上面都是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的。但其实，文天祥毕竟是被囚后三年多才被杀的，这期间他还是有生还余地的，并不是非死不可。

上面说过，忽必烈爱才，欲收降他，让他“以大宋宰相身份仕元”。纵文天祥铮铮铁骨，不愿投敌，但忽必烈也不会残忍杀害他，落个坏名声。

当时忽必烈是有意放他走的。你既然拒不为我所用，但我也非心胸狭窄之人，放你走就是。文天祥也知其意，提出“黄冠归故乡”，此后退出仕途，出家当个道士，回归山野了此残生。当然，对于文天祥这样有雄才大略之人，即便归隐也断不至于成为普通的乡野村夫，也一定会像陶渊明那样吟诗作赋，留下几许千古佳作，甚至是著书立说都有可能。

这在当时，忽必烈是会答应文天祥这个请求的。事实上，宋恭帝赵㬎，即后来被陆秀夫背着投江的小皇帝赵昺的哥哥，当时就投降元朝了，降元后他被封为瀛国公。后来赵㬎又到吐蕃出家为僧，成了一代藏传佛教大师。赵㬎有杰出的翻译才能，被藏族史学家列为后弘期著名的翻译家。

而当时的文天祥也有获释后当道士的意思，如果成行，将会有跟赵㬎类似的结局，成为一代大儒，大学问家，毕竟他博学多才，有状元的底子。当然，文天祥获释后，继续召集义军，扛起抗元大旗也非常有可能。

客观地说，忽必烈和元朝的统治者对文天祥这样的人物也绝不是斩尽杀绝的，你不投降，也不殉国，那么可以给你第三条路。

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两拨人跳出来阻断了文天祥的后路。

第一拨人以留梦炎为代表。此君也当过宋末的宰相，跟文天祥一样，状元出身。但他却在宋亡后降元，并极力阻止忽必烈释放文天祥，他上书说：“天祥出，复为号江南义士抗元，吾辈将置于何也？”

这厮简直太无耻了，你投降就算了，还不让忽必烈放走文天祥，说文天祥出狱后还会召集义军抗元！他意思是，如果文天祥又起兵抗元，我辈多尴尬啊。真是个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留梦炎也因此举被后世唾弃，导致明清两朝严禁其子孙参加科举，民间更有对之“两浙之羞”的骂名。

但在此时，除了留梦炎这样的败类想让文天祥死之外，还有一拨人也不想忽必烈放走文天祥，也想让他死。这拨人其实不坏，甚至是好人，是爱国之士，但他们也许才是真正“逼死”文天祥的人。

何哉？其实像留梦炎那样的小人，在忽必烈面前捣鼓捣鼓也没啥，忽必烈不是傻子，也不是他说让杀文天祥就杀的。文天祥也很讨厌这种人，衣冠禽兽也，你想置我于死地，老子偏偏不死，咋地？

但另外一拨人则不然，他们是跟文天祥一样的好人，他们想让文天祥死，文天祥就只好抗拒了。这拨人的代表就是上面提到的诗人王炎午。此君是文天祥的同乡，也曾参加抗元战斗，也是文天祥的铁粉。

按说，王炎午十分钦佩文天祥，应该设法救援文天祥才对。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文天祥被俘后，王炎午写下一篇文章叫《生祭文丞相文》。“生祭”就是人还没死，就提前祭祀了，直接把悼词写好了。文中他以激昂的文字赞誉文天祥的爱国之举，最后劝文天祥以死明志。其中有“大丞相可死矣……所欠一死耳！”

王炎午意思是，文天祥抗元的赫赫战功大家都记着呢，可以青史留名了。那么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完全可以死了，死而无憾也！

史载，文天祥被俘后，北上过庐陵之时，王炎午把他写的长达1500字的《生祭文丞相文》誊写数十份，张贴于文天祥必经的交通路口，“自赣州至洪都（今南昌），于驿途、水步、山墙、店壁贴之”，希望文天祥能看到，促其速死以全大节，而不是降元辱节。文天祥就义之后，王炎午又作《望祭文丞相文》，盛赞文天祥的民族气节，谓“三千年间人不两见”。

怎么说王炎午这人呢？他当然是个爱国者，要不也不会参加抗元军队，也不会大赞文天祥。史载，在宋朝危亡之秋，王炎午跟随丞相文天祥起兵勤王，也颇多建树。他曾拜见文天祥，建议“毁家产供给军饷，以倡士民助义之心”，并“请购淮卒，参错戎行，以训江、广乌合之众”，同时自己也尽出家资，支援抗元义军。这都值得肯定。

但当文天祥被俘后，他不去救就罢了，他不去赴死也罢了，却劝文天祥为国献身，有点过分了吧。这就有道德绑架之嫌。

你想，文天祥看到王炎午的这篇文章啥感觉？不想死也得死啊！

因此说王炎午“逼死”了文天祥也不无道理。这个“逼”字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文天祥本就有为国捐躯之意，而王炎午是实实在在地加了一把火。

当然，作为爱国诗人的王炎午也没有投降元朝，而是隐居起来，安稳度日，活了72岁。他虽没有投降，保存了气节，但相比文天祥，也是大大的狡猾了。

王炎午虽然跟那个卖主求荣的刘梦炎不是一路人，他是爱国诗人，正人君子，但对文天祥之死无疑有责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文天祥当时被俘后因姿态甚高，因浩然之气，绝不降敌，本就没打算活，但也并非是必须死的，本来还有机会获释，但最终赴死，跟留梦炎和王炎午这两个人有莫大关系。而王炎午是出于对文天祥的崇敬而“逼死”了他。

但无论如何，文天祥无疑是一位民族英雄，当名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