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医院开的药，基层医院照着打，出事了责任算谁的？

据《重庆解放碑说法》消息因注射抗结核药物阿米卡星后导致双耳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贵州患者杜某某将两家医院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共计约35万元。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其中一家三甲医院承担50%赔偿责任，赔偿14.7万余元；另一家基层民营医院承担10%赔偿责任，赔偿2.8万余元。判决同时认定，患者自身疾病及医疗风险亦是损害发生的重要原因。

遵医嘱用药三个月，听力永久丧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4年9月，杜某某因左手腕关节结核，到重庆某三甲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种因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骨病，如不及时干预，可能导致关节毁损甚至截肢。

住院期间，医院为杜某某实施了病灶清除手术，并开始使用硫酸阿米卡星进行抗结核治疗。阿米卡星对耐药结核杆菌有较强杀灭作用，是治疗耐药结核病的重要药物之一，但其药品说明书明确标注具有耳毒性和肾毒性。

同年10月25日，杜某某出院。出院医嘱明确要求：继续注射阿米卡星，每日一次，每次0.4克。次日，杜某某持上级医院的出院记录，前往贵州某民营医院继续注射。此后近两个月内，该院先后8次为其注射。其间，2024年11月25日，杜某某再次入住该三甲医院，继续使用阿米卡星至12月2日出院。2025年1月3日，他再次到该院门诊开药，继续取用阿米卡星。

从2024年10月到2025年1月，阿米卡星的使用持续了约三个月。2025年2月，杜某某开始出现耳鸣，随后听力急剧下降。经重庆某医院诊断，其双耳为中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构成伤残九级。医生告知，这种损伤不可逆转，未来只能依靠助听器维持听力。

鉴定过程一波三折，最终结论锁定过错

杜某某认为两家医院均未尽到用药风险告知和听力监测义务，遂向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重庆某三甲医院和贵州某民营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共计约35万元。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核心在于鉴定。然而，该案的鉴定过程却一波三折。法院先后委托重庆多家司法鉴定所，均未能完成鉴定，理由包括“无法得出科学客观结论”“超出业务范围”“程序争议”“技术条件不足”等。

直到法院第五次委托，重庆市科证司法鉴定所最终受理此案并出具了鉴定意见。鉴定意见明确指出，重庆某三甲医院存在三方面过错：使用阿米卡星前未检测患者听力基线；未就耳毒性风险进行充分知情告知；用药期间未进行听力监测。上述过错与患者耳聋后果之间存在“同等原因”的因果关系。

对于贵州某民营医院，鉴定意见认为，其门诊病历虽记载了“阿米卡星具有肾毒性、耳毒性”等风险提示，但未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亦未进行听力监测，存在过错。但鉴于该院仅系遵照上级医院的出院医嘱执行注射，过错对损害后果只起促发或促进作用，属于“轻微原因”。

法院：不同层级医疗机构注意义务不同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并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承担的角色和注意义务应有所区别。

重庆某三甲医院作为抗结核化疗方案的制定方，负有对药物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充分告知和全程监测的核心义务。因其过错导致患者错失早期发现听力损伤并及时停药的机会，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

贵州某民营医院作为基层医疗机构，其诊疗行为受到上级医院医嘱的约束，不应苛以其与决策医院同等的注意义务，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

经逐项核算，杜某某的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双耳助听器配置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7万余元。据此，法院判决重庆某三甲医院赔偿147192.78元，贵州某民营医院赔偿28853.82元，两家医院另分别承担相应份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

被告贵州某民营医院的代理律师、贵州贵遵（重庆）律师事务所黄丹及贵州贵遵律师事务所张回凤表示，该判决对基层医疗机构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单纯执行上级医院医嘱的行为，不应为药物的固有风险承担主要责任。同时，无论医院层级高低，规范的书面知情同意仍是防范法律风险的关键环节。本案中民营医院承担的10%责任，主要对应告知形式上的瑕疵。

同时吗，该案判决还明确，杜某某身患结核病诊断明确，医院医嘱使用阿米卡星具有用药指征，但耳毒性是属于药物难以完全避免的不良反应，患者自身疾病及医疗风险亦是损害发生的重要原因，故作出上诉判决。

目前，该案各方均未提起上诉。（赵九维 张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