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湓口关、湓城的历史及其方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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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六朝时期位于柴桑县境内的湓口关，为长江边上的军事要塞，有很多战事在这里发生。隋朝在这里设置湓城县，到了唐朝，湓城县被废，有关湓口、湓城的地名和文化被大量移植到唐代的浔阳城（今九江市浔阳区），为此人们以为“湓口关”“湓城”皆在今九江市浔阳区。考诸六朝史实，参考文物考古的成就，基本上可以断定六朝时期的“湓口关”“湓城”在今九江市柴桑区城子镇，与唐代浔阳城并不是一回事。

关键词：六朝湓口关；城子镇；唐代浔阳城

据《晋书·地理志》，柴桑县有湓口关，简称“湓口”，其得名与水有关，附近的河流叫“湓水”，附近的湖泊叫“湓浦”，关上的城池叫“湓城”。因为“湓”与“盆”混用，所以上述名称也写作“盆口”“盆水”“盆浦”“盆城”。自唐朝至今，人们皆以为上述地方在唐代的浔阳城，即明清时期的九江府城，现在的九江市浔阳区；考诸史实，东晋南朝的“湓口”“湓城”应该在浔阳区西北七十多里处的城子镇（属今九江市柴桑区），与唐代浔阳城中的“湓口”“湓城”完全不是一个地方。

一、两晋南朝史料描述的湓口关

湓口关是长江九江段的水上关隘，在两晋南朝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军事地位。清代王谟《江西考古录》卷二：“晋时于湓口置关，其地最为要害。”“湓口又踞寻阳西偏，为荆楚咽喉，故其地在必争。”“凡寻阳有事，则湓口必先戒严，攻者不得不攻，守者不得不守。”如晋元帝称制江东，江州刺史华轶不从命，部属武昌太守冯逸等人与周访“大战于湓口”，周访大败之，事见《晋书·周访传》。晋成帝咸和三年（328），苏峻、祖约反叛，祖约部将祖焕欲袭湓口，陶侃遣部将毛宝击败之，事见《晋书·桓宣传》。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刘裕等人率义军讨桓玄，桓玄落败而西走，其部将何澹之等人守湓口，下到桑落洲迎战义军，一战即败，义军乘胜克复寻阳，事见《晋书·何无忌传》。南朝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侯景之乱方殷，王僧辩克郢州，乘流而下，遂克湓城。陈霸先自赣江入长江，与东下的王僧辩会师于桑落洲之西的白茅湾，事见《陈书·高祖本纪》。

东晋南朝时期有关湓口关的史料很多，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湓口”“湓城”的具体情况。

第一类史料反映湓口关与东晋南朝寻阳城不在一处。

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赐晋安王刘子勋死，长史邓琬奉刘子勋起兵反抗，继而称帝，雍州刺史袁顗从之，泰始二年（466）兵败被杀。《宋书·刘子勋传》：“沈攸之诸军至寻阳，诛子勋及其母，同逆皆夷灭。”《宋书·袁顗传》：“顗子戬为伪黄门侍郎，加辅国将军，戍盆城。寻阳败，戬弃城走，讨禽伏诛。”此事反映“盆城”不是“寻阳”。假如两者为一地，则袁戬必遭擒杀，无法再弃城而走了。南齐隆昌元年（494），萧鸾擅行废立，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谋伐之。萧鸾秘密派遣裴叔业等人偷袭寻阳，裴叔业先声言西上郢州任司马，至夜回袭湓城，遂下之。于是萧子懋“帅府州兵力据城自守”，事见《南齐书·萧子懋传》。湓城陷落之时，寻阳城（遗址在今九江市八里湖新区）尚在萧子懋的掌握之中，这也表明寻阳城与湓城不是一个地方。南齐末年，萧衍起兵于荆州，永元三年（501）八月命邓元起攻寻阳。镇守江州的冠军将军陈伯之退出寻阳城，让儿子陈虎牙据守盆城，事见《梁书·武帝本纪》。这又反映寻阳城与湓城不是一个地方。南朝梁太清二年（549），侯景发动叛乱，江州刺史萧大心移镇湓城，准备东下入援。第二年，萧大心将湓城让给鄱阳王萧范镇守，自己仍旧返回寻阳城，见《梁书·萧大心传》。不久两人互相猜忌，而萧范随后去世，萧大心派人夜袭湓城而不克，见《梁书·裴之横传》。此事亦足以反映寻阳城、湓城不在一处。

第二类史料反映湓城位于六朝寻阳城之西的上游地带。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殷仲堪、杨佺期、桓玄在荆州举兵，下至湓口，江州刺史王愉仓皇出逃。《晋书·殷仲堪传》云：“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临川，玄遣偏军追获之。”殷仲堪等人从荆州下来，假如已经到了寻阳城外或到了寻阳城以东，王愉就没法逃走了。如果湓口与寻阳城相距太近，王愉也是没办法逃脱的。以此而论，湓口在寻阳城西边的更上游地区，且与寻阳城相距有一定的距离。

梁朝著名诗人何逊《与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别》曰：“我为浔阳客，戒旦乃西游。君随春水驶，鸡鸣亦动舟。共泛湓之浦，旅泊次城楼。华烛已消半，更人数唱筹。行人从此别，去去不淹留。”何逊与沈助教从寻阳出发，“戒旦”“鸡鸣”都表明黎明开始登船，而“西游”又表明是溯江而上。到湓口差不多一日途程，所以两人夜宿于湓口。假如“湓口”距离浔阳城很近，则完全没有必要在此住宿；假如“湓口”在寻阳城以东，就不能叫做“西游”。其中的“湓之浦”，又恰好表明当时湓口关旁边的湖泊叫做“湓浦”。何逊又有《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诗》曰：“的的帆向浦，团团月映洲。”反映湓城旁边有“浦”，对面有洲。

第三类史料反映湓口关位于江边，但地势较高，无法直接饮用江水，必须凿井而饮。

宋顺帝升明元年（477），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叛，萧赜（即后来的齐武帝）驻守盆城，布防得当，沈攸之遂不敢东下。据《南齐书·周山图传》，萧赜据守湓城之时，“众议以盆城城小难固”，周山图曰：“城隍小事，不足难也。”遂断取行旅船板以造楼橹，建立水栅，“旬日皆办”。又《南齐书·胡谐之传》：“世祖顿盆城，使谐之守寻阳城，及为江州，复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四：“时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镇寻阳，赜以为寻阳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镇湓口。”这些都反映寻阳城、盆城不是一处。《南齐书·祥瑞志》：“世祖顿盆城，城内无水，欲凿引江流，试掘井，得伏泉九处，皆涌出。”又反映盆城地势较高，城内缺水，“凿引江流”殊为不易，必须挖掘水井。南朝诗人何逊有《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诗》曰：“湓城带湓水，湓水萦如带。日夕望高城，耿耿青云外。”也明确描述了“湓城”地势很高的情况。

第四类史料反映“湓口关”附近有天然的大湖泊，便于停留战船，屯聚商旅，以是而成为当时的漕运中心和囤粮之所。

苏峻作乱，温峤命刘胤等守湓口。乱平，温峤奏以刘胤为江州刺史。刘胤借运漕而大做生意，《晋书·刘胤传》：“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江州运漕”应该就在湓口。

宋孝武帝即位之后，臧质任江州刺史，擅用盆口、钩圻米，导致朝廷不满。《宋书·臧质传》：“及至寻阳，刑政庆赏，不复谘禀朝廷。盆口、钩圻米，辄散用之，台符屡加检诘，质渐猜惧。”《资治通鉴》作“湓口、钩圻米”。胡三省注：“湓口米，荆、湘、郢三州之运所积也；钩圻米，南江之运所积也。”按“钩圻”即“钓圻邸阁”，在都昌；“湓口米”来自于江汉地区及洞庭湖地区，积累于湓口。

元徽二年（474），江州刺史刘休范于寻阳反叛，《南齐书·高帝本纪》：“元徽二年五月，举兵于寻阳，收略官民，数日得士众二万人，骑五百匹。发盆口，悉乘商旅船舰。”士众二万人皆以湓口的“商旅船舰”为战具，足见此处商旅之盛。宋顺帝升明元年（477），萧赜驻守“盆城”，周山图奉命加固城防，“断取行旅船板，以造楼橹，立水栅，旬日皆办”（《南齐书·周山图传》）亦反映盆城商旅云集，船只众多。

第五类史料记载了湓口关的开辟及浪井、陶公垒、南楼等故事。

东晋至南朝宋初张僧鉴《寻阳记》说：“湓城，灌婴所筑。建安中，孙权经此城，自标井地，令人掘之，正得故井。有石铭云：‘汉六年，颍阴侯所开。卜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满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权见铭欣悦，以为己瑞，时咸异之。井甚深，大江有风浪，此井辄动。土人呼为浪井。”（元代陶宗仪《说郛》卷六十一）《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九引用这个故事，稍显简略。宋代陈舜俞《庐山记》卷一记载这个故事，作“湓口城”。又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十：“灌婴筑盆口城，《十道四蕃志》：在汉高帝六年。”《十道四蕃志》为唐代梁载言撰，所叙盆口城的历史当出自《寻阳记》。宋顺帝升明元年，萧赜命人在湓城掘井，得伏泉九处，喷涌而出，与孙权掘井的情况颇为相似。综合起来，《寻阳记》所说的“湓城”或“湓口城”就是两晋时期的“湓口关”，最初建造于西汉初的灌婴，东汉前期废弃，孙权时期重新设立，“浪井”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在六朝时期，“浪井”是王者的祥瑞之兆。左思《魏都赋》：“温泉毖涌而自浪，华清荡邪而难老。”《文选注》引鱼豢《典略》曰：“浪井者，弗凿而成。”《南齐书·祥瑞志》：“谨案《瑞应图》：浪井不凿自成，王者清静，则仙人主之。”南朝陈徐陵《孝义寺碑》：“嘉禾自秀，浪井恒清。”

《南齐书·祥瑞志》：“世祖治盆城，得五尺刀一十口，永明年历之数。”“泰始中，世祖······治盆城，又得一大钱，文曰‘太平百岁’。”按《乐府诗集》中的《琅琊王歌》，有“新买五尺刀，剧于十五女”之语，“五尺刀”当流行于五胡乱华时期。“太平百岁”钱应即“大平百钱”，蜀国后主刘禅在位时期大量发行，在四川有大量出土，齐梁时代已称之为“古钱”。这些南朝出土的文物，或能表明三国后期的湓口关已成为商旅往来之地。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记载湓口城除了孙权的浪井故事之外，还有陶侃的“陶公垒”：“晋咸和四年，后将军郭默杀平南将军刘胤，叛于此城，陶侃讨默筑垒以攻之，默仍以布囊盛米为垒以应陶，今称云陶公垒。”

《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十二引《豫章书》说陶公垒在九江府城东北，“亦名郭默城”。事实上，“郭默城”有多处，或云在蕲水县（今浠水县），或云在黄梅县，或云在寿阳县，与“陶公垒”不是一回事。《晋书·郭默传》：“诏庾亮助侃讨默。默欲南据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筑土山以临之。诸军大集，围之数重。”参考《晋书·陶侃传》《晋书·庾亮传》，咸和四年十二月，郭默杀江州刺史刘胤，太尉陶侃令宋夏、陈修先行率兵至湓口以讨之，郭默则抢先占据了湓口关，宋夏、陈修攻之不克，只好“筑土山以临之”，此即“陶公垒”的由来。次年三月，庾亮率大军来到，但仍未能取胜。到了五月，陶侃又亲率大军赶到，郭默部下惊惧，遂缚郭默父子而出降。

唐代浔阳城有庾亮的“南楼”，通称“庾亮楼”。《世说新语》：“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据此记载，后人皆以为“南楼”在武昌。事实上，湓口自有“南楼”。《文选》卷二十有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李善注引《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就明显记载了“湓口”有“南楼”。宋代陈舜俞《庐山记》卷一记载陈散骑常侍张正见湓城诗云：“匡山暧远壑，灌垒属中流。城花飞照水，江月上明楼。”诗中的“灌垒”当即“陶公垒”，“明楼”当即“南楼”。唐代白居易《初到江州》诗云：“浔阳欲到思无穷，庾亮楼南湓口东。”歌咏的虽然是唐代浔阳城的“南楼”，但却能反映湓口也有“南楼”。

二、湓口关不等于唐代的浔阳城

从中唐时期开始，人们皆以为湓口关、湓城在唐朝的浔阳城（亦即明清时期的九江府城、现在的九江市浔阳区）；“湓水”指城西的龙开河，“湓浦”指城南的甘棠湖，“湓口”指龙开河的入江处，“湓城”指唐代的浔阳城。事实上并非如此。

其一，“湓水”发源于青盆山，流到长江边而入湖，这个湖泊就称为“湓浦”；“湓浦”与长江相通处称为“湓口”，建于此地的“湓口关”“湓城”，其名皆因“湓水”而来。但唐代的浔阳城与“湓水”无关。

按“湓”最初应该作“盆”。唐代徐坚《初学记》卷八引《浔阳记》曰：“盆水出青盆山，因以为名。带山双流，而右灌浔阳，东北流入江。”青盆山位于瑞昌、德安、九江县三县交界处，明清以来一般称为“秦山”。《乾隆瑞昌县志》卷二十三：“金盆寺，县南三十里。寺踞秦山巅，乔松修竹，匡庐长江，望之如在目前。寺前一泓莹净，因号金盆。相传秦时有王冢瘗山中，棺起穴存，后遂成池，寺旁犹存金吾将军故址。”青盆山得名于秦朝王冢的传说，发源于此山的“盆水”亦因此而得名。关于“盆水”的得名，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引《郡国志》曰：“湓浦水，有人于此处洗铜盆，忽水暴涨，乃失盆，遂投水取之，即见一龙衔盆，遂奋而出，故曰盆水也。”《明一统志》卷五十二引用这个故事，“遂奋而出”作“夺之而出”，语意更为明晰。

青盆山在总体上呈“西南———东北”走向，西北麓为山左，有狭长的山间平地，属于瑞昌市；东南麓为山右，亦有狭长的山间平地，属于九江县（今柴桑区）。《初学记》所引《浔阳记》，应即东晋张僧鉴的《寻阳记》，其中说盆水“带山双流”，分为左右两支，因此可以将两者称为“盆水左支”“盆水右支”。“盆水左支”沿着西北麓东流，过瑞昌城南而入赤湖，然后注入长江。唐代元结《瀼溪铭序》：“乾元戊戌，浪生元结始浪家瀼溪之滨。瀼溪盖湓水，分称瀼水。”清代地理学家齐召南《水道提纲》卷十：“湓口水，即瑞昌县东南杨林湖。”《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三：“赤湖，在瑞昌县东北二十里，周围百余里，汇县东北诸水成湖，自新、旧二口入江，中有石沃山、狮子山、金鸡嘴、破蛇洲，其水复分为车马湖、浴湓湖、遥泊湖及长港，旧皆掌于赤湖河泊所。”其中“浴湓湖”犹存“湓水”旧名，或因“湓浦”演变而来。

张僧鉴撰写《寻阳记》之时，唐朝的“浔阳城”（在今浔阳区）尚未出现。因此，“右灌浔阳，东北流入江”的“盆水右支”，就应该从青盆山东南麓东流，灌注到东晋南朝时期的寻阳城，而后在东北方向注入长江。东晋南朝寻阳城遗址现已经淹没在八里湖中，在遗址完全暴露出来且距离水面有一定高程的情况下，八里湖实际上是一条河流，这就是《寻阳记》所说的“湓水右支”。“湓水右支”与今浔阳区的甘棠湖相隔十来里路（直线距离），所处的地势比甘棠湖一带要低一些，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可能流向唐代浔阳城（今浔阳区）的。1998年长江爆发大洪水，因堤坝决口，洪水涌入九江城西，靠近八里湖一带的地区被淹没，但甘棠湖并未被淹没，足以反映地势的高低。八里湖水原本直接排入长江，现代建造了闸门，提高了湖水水位，近二三十年来九江市试图将八里湖水引到甘棠湖，终因落差太小而未能成功。假如八里湖没有闸门，湖水直接排入长江，那么八里湖的水位会更低，更不可能直接流入甘棠湖。这也就是说，“湓水右支”与今浔阳区本来没有关联。又《南史·张孝秀传》：“遇刺史陈伯之叛，孝秀与州中士大夫谋袭之，事觉，逃于盆水侧。有商人置诸褚中，展转入东林。”这个“盆水”显然距离东晋南朝寻阳城较远，若在今八里湖或浔阳区一带，张孝秀是没法在“盆水侧”避难的。这一记载也反映南朝之时的“盆水”通常指瑞昌市境内的“盆水左支”，很少有人用来指称现代的八里湖。

《资治通鉴》卷十九四胡三省注：“湓口在浔阳，今德化县西一里有湓浦。”《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三：“（湓水）绕城而东会诸水，水入德化县界，东经府城下，又名湓浦港。”“北入大江，其入江处即古之湓口也。”“按府志，城西一里有龙开河，长百五十里，源发瑞昌县清湓乡，东流入大江，盖此即湓水。”按照这种描述，湓水流到赤湖之后，又东下赛湖，再流到八里湖，再流到九江府城，因而龙开河就是盆水。事实上，这种叙述完全不符合当地的水文地理。

其二，唐代浔阳城是在东晋南朝寻阳城、湓口关被废弃之后出现的，与湓口关出现的地点、时代均不相同，两者并无直接关联。

按《隋书·地理志》：“立寻阳县，十八年改曰彭蠡。”《旧唐书·地理志》说隋朝的彭蠡县“取州东南五十二里有彭蠡湖为名”。从东晋南朝寻阳城（在今八里湖新区）到湖口的鄱阳湖大桥附近，大约就是五十二里，据此可知隋朝的寻阳县以及改名之后的彭蠡县，其县治依然设在东晋南朝寻阳城。

《明一统志》卷五十二：“浔阳城，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本汉浔阳县。其城晋孟怀玉所筑，隋因水患，移入城为附郭。”根据这一记载，到了隋朝，东晋南朝的寻阳城（在今八里湖新区）因为水患而被废弃。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说湓口城“自昔为戍守处”，“隋江州亦治此，既而寻阳县亦徙治焉。大业初，改曰湓城县。”按《旧唐书·地理志》，隋炀帝改彭蠡县为湓城，“取县界湓水为名”。因为水患，隋朝将位于八里湖寻阳城的彭蠡县治（原寻阳县治）迁徙到了湓城（湓口关），而县名也随之改为湓城。按《隋书·地理志》，湓城县包括巢湖、彭蠡湖、庐山、望夫山在内，几乎囊括了现在瑞昌市、德安县、星子县（庐山市）、九江县、九江市区的全部辖境，大致相当于两汉时期的“大柴桑县”。

据《旧唐书·地理志》，唐朝初年将隋朝的湓城县一分为三，武德四年分设浔阳县，武德五年分设楚城县；之后又合三为一，武德八年将湓城县并入浔阳县，贞观八年将楚城县并入浔阳县。很显然，湓城县的治所在湓城（湓口关），该县撤并之后，县治改为湓城戍。宋代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十三：“《唐志》：江州有湓城戍，寻阳县本湓城郡。”楚城县的治所为东晋南朝的柴桑城，该县撤并之后，县治改为“楚城驿”。

据《旧唐书·地理志》，在武德五年的时候，有湓城、浔阳、楚城三个县。楚城县的核心区域在今九江市柴桑区南部。隋朝的湓城县因“县界湓水”而得名，唐朝因袭不变。浔阳县以“浔水至此入江”为名，“浔水”不等于“湓水”，在两县并存之时，“湓城县”也不等于“浔阳县”。换言之，唐初的浔阳县，既不会与当时犹存的湓城县并治湓口关，也不会设立在已经被水淹没的东晋南朝寻阳城，故而以“浔水至此入江”为名，在今浔阳区一带草创浔阳城以为治所。总结起来，唐代的“浔阳城”是在东晋南朝寻阳城被废弃以及湓城县降为“湓城戍”之后出现的城邑，这三个地方不能混同为一。

其三，六朝史料描述的“湓口关”或“湓城”，其特征与唐代浔阳城迥然不同。“湓口关”在东晋南朝时期是长江九江段的水上军事要塞，战舰云集，商旅杂沓，又成为荆州地区向朝廷输送粮食的转运中心。“湓口关”与东晋南朝寻阳城相距有一定的距离，是寻阳城的重要军事屏障，军情紧急的时候，江州刺史往往会临时驻扎在湓口。位于今浔阳区的浔阳城，唐代才开始出现，六朝文献中丝毫不见其影踪；本来也用不着与“湓口关”进行比较。但唐代的浔阳城出现之后，湓口关的许多地名被挪移到了这里，因此对两者进行一些比较仍然是必要的。

东晋南朝时期的寻阳县与柴桑县，分界很不明晰；但距离当时寻阳城咫尺之遥的今浔阳区一带地方，显然属于寻阳县，不属于柴桑县。相形之下，“湓口关”却一直属于柴桑县。唐初将湓城县并入浔阳县之后，湓城戍依然存在，也反映它与浔阳县治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另外，“湓口关”在东晋南朝寻阳城西边，唐朝浔阳城在东晋南朝寻阳城东边，方位也完全不同。东晋至南朝地位显赫的湓口关，留下的文物定然不少。然而现在浔阳区一带的考古发掘，又根本不足以说明这一点。正如吴圣林《湓城故址的考证与调查》一文指出，“湓城”作为一个城址，存续时间较长，地下必定有一定的文化遗存。然而现代的九江市浔阳区搞了不少的市政建设和人防工程，但迄今尚未发现湓城时代的只砖片瓦。在市区附近，就连这一时期的墓葬也极少发现。

“湓口关”的城池建设在高地上，城内缺水，附近却有大湖可以屯留数以千计的战船、商船。今浔阳区一带，地势较低，常因长江涨水而遭受水患，地下水位很高，很容易挖掘到饮用水，不存在缺水的情况。城东的171医院一带、城南的南湖公园一带有低矮的丘陵，地势较高，但这些地方并没有任何古城遗址。城西南的甘棠湖、南湖，水面太小，根本无法容纳大量的船只。唐代李渤建筑的李公堤，表明自唐朝到现在两湖的水文变化不大。因此，“湓口关”的地形地貌与唐朝的浔阳城差异很大。

南朝时期，陈霸先称帝，湘州刺史王琳不服，引兵而下，屯于湓城白水浦，带甲十万。《陈书·侯安都传》：“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北齐书·王琳传》：“琳乃移湘州军府就郢城，带甲十万，练兵于白水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白水港在府西，亦曰白水浦。梁王琳破陈侯安，都于沌口，引兵下至湓城，屯于白水浦，是也。今亦曰白水湖，水溢成湖，水落为港。”说“白水浦”就是九江城东北的“白水湖”，也是错误的。白水湖与甘棠湖、南湖两个湖的面积大约相当，而且“水溢成湖，水落为港”，枯水季节水面更小，如何容纳“带甲十万”、数以千计的战船？事实上，这个“白水浦”就是湓口关边上的赤湖。

其四，城子镇的考古发现，足以反映这里是“湓口关”遗址。

九江县（今柴桑区）城子镇的火龙村，位于九江市区西北32公里处的长江边上，与瑞昌市交界，1988年在这里发现古城遗址，有人认为是东吴至西晋时期的“半洲城”，但据《元和郡县志》《同治九江府志》等记载，半洲城在九江府城西九十里，即瑞昌市码头镇一带，显然不在城子镇。城子镇古城遗址内有大量的六朝砖瓦，文物堆积层厚处达70厘米，附近还有六朝古墓群，毫无疑问是六朝的城邑遗址。

城子镇的整体地形像一个向长江突出的三角形半岛，周长约20公里，江流为此拐了一个130多度的大弯。古城南负烟墩山（《乾隆瑞昌县志》称为“火炉山”），北临长江。烟墩山突兀孤立，高出江岸20余米，无疑是江防的制高点，可以从西、北、东三个方向俯瞰江面。烟墩山后面三四里处是白马湖，为赤湖的一部分；赤湖总面积有7.5万亩。在古代，赤湖与长江是相通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口被填塞，筑成防洪堤。

城子镇古城遗址与六朝的“盆城”有很多吻合之处。这里位于长江边，距离东晋南朝寻阳城六十来里。古城突出江中，地势较高，便于防守。孤立江边的小山容易缺水，但也容易挖到地下水。古城边上有与长江相通的巨大湖泊，便于屯聚大量船只并随时进入长江，形成天然的港湾。据《乾隆德化县志》记载，明清时期这里设有军事据点，建有营房、烟墩、瞭楼、牌坊栅栏等。这与唐朝设立“湓城戍”的情况相似。根据这些情况，可以判断城子镇就是六朝时期的“湓口”或“湓城”。

六朝时期的长江九江段有“大江”“小江”之分。《后汉书·郡国志》曰：“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南朝梁刘昭注引慧远《庐山记》曰：“山在寻阳南，南滨宫亭湖，北对小江，山去小江三十余里。”综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六朝时代，长江从城子镇一带开始一分为二，北支即“大江”，为长江的主泓道；南支即“小江”，水流较小。“大江”流向今黄梅县蔡山镇，六七十里之后过黄梅县小池口，从桑落洲之西流出。《光绪黄梅县志》卷四：“蔡山，县南七十里，相传古大江经其下，石崖缆迹犹存。”“大江自广济龙坪入黄梅界，旧绕蔡山，故蔡山有古江心寺。后长鸿脑洲，大江流过洲外，蔡山之江渐淤。后又长新洲，而江遂三分，至封郭洲复合为一。”其中鸿脑洲与城子镇隔江相望，封郭洲则在黄梅县小池口，与桑落洲隔江相望。“小江”从城子镇下到今浔阳区一带，再下到桑落洲之西，与“大江”汇合。以此可知，六朝时期在唐代浔阳城一带设置据点，离大江、小江的合流之处尚有二十来里，只能控制“小江”，不便于控制“大江”；而在城子镇一带设置据点，则非常有利于控制“大江”“小江”开始分流的地方。到了隋朝，“大江”淤塞，“小江”变成了“大江”，导致江水上涨，淹没了六朝寻阳城；而后唐代浔阳城设置在今浔阳区一带，就可以控制合二为一的长江主泓道，而“湓城”的作用也就被唐代浔阳城取代了。同理，六朝时期的八里湖尚为一条河流，不是湖泊，当时的寻阳城位于河边而不是湖底；而甘棠湖、白水湖在六朝时期的水面应当比现代更小，不能作为大型的水军基地。

隋唐时期，天下一统，荆州、扬州互相攻杀的形势不复存在；因长江河道的变迁，“湓城”的地位也被唐代浔阳城取代。可以想象，在唐代的湓城县被并入浔阳县之时，原有的湓城县官吏大多变成了浔阳县的官吏，他们也就把原本归属于湓口关的“湓水”“湓口”“湓浦”“湓城”等地名，“浪井”“庾楼”“陶公垒”等建筑移植到了唐朝的浔阳城。对于新崛起的唐代浔阳城来说，接受这种文化移植并无什么障碍。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说及众多诗人的歌咏，这种被移植到今浔阳区的“湓城”文化产生了新的价值，但它们与东晋南朝时期的“湓城”文化显然不是一回事。

作者：吴国富

来源：《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杜佳玲

校对：耿 曈

审订：江 桐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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