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春寒料峭，南京城里暗流涌动。镇反运动进入关键阶段，市公安局在街头张榜，号召旧政权官吏与潜伏特务主动登记。短短五天，四千余人排着长队自首，队伍里夹杂着老兵、报务员，甚至有国民党少将参谋长。然而还有人选择观望，玄武湖畔卖茶水的鲍君甫就是其中之一。
茶摊不大，一张木桌，两把竹椅，烧得翻滚的开水壶哧哧冒汽。街坊们只当他是个落魄老者，谁也想不到这位七旬翁曾在上海滩威震黑白两道。阴影来得很快——1月下旬，一封匿名举报信摆上公安局案头：此人是旧日“中统”大特务，双手沾满共产党员的血。调查人员循线追查，发现他竟当过感化院院长，嫌疑剧增，当即收押法办。
移交法院那天，旁听席上人声嘈杂。法官翻开卷宗，准备宣布量刑。就在此刻，沉默多日的鲍君甫忽然挺身，声音沙哑却铿锵：“我不是反革命！我为共产党干过大事，陈赓将军可以证明！”这句话像闷雷砸进肃杀的审判庭，令一片议论声瞬间凝固。主审当即决定暂停，向彼时正在云南主持工作的陈赓发电寻证。
电报辗转越过千山，却被挡在战火之中。那时的陈赓已随志愿军奔赴朝鲜，正统率志司兵团在长津湖一线鏖战。三个月后，1951年11月24日，一封带着硝烟味的亲笔信飞抵南京。陈赓写道：“鲍君甫，自1927年起即与我党秘密联系，曾多次提供要紧情报，对革命贡献甚巨。昔日于宪兵司令部同囚期间，其人表现可证。”
这封短短数百字的证明，打开了尘封二十余年的往事。1893年生于广东中山的鲍君甫，少年赴日求学，日语说得比潮汕话还溜。回沪后，他一脚踏进繁华十里洋场，和日本商社、新闻社都有业务来往，表面风光，内心却对旧秩序深恶痛绝。1926年，经陈养山牵线，他结识了陈赓——当时名叫“王庸”的中央特科二科科长，两人在霞飞路咖啡馆一见如故。
中共急需打入国民党侦缉系统的眼线，而调查科也缺少懂日语、识洋务的能人。鲍君甫遂被双向吸纳：白天，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在调查科呼风唤雨；夜里，则把获悉的情报密递特科。上海滩警方、法租界巡捕房、日商、青帮，处处可见他周旋的身影，真真假假的线索，七分给敌，三分留己，硬生生为红色交通网撕开暗缝。
他最惊险的功劳有两件。其一，1928年配合周恩来和陈赓设局，让杨剑虹、张道藩等人误以为己方掌握了共党要害名册，从而赢得蒋介石的信任，为特科争得了宝贵喘息。其二，1931年春，关向应在租界被捕，搜去整箱机密文件。鲍凭与英籍督察长兰普逊的交情，硬是把“激进学者”这一说辞塞进警方卷宗，又派刘鼎化身“文件专家”审阅文件，将绝密资料完璧归赵。关向应得以脱险，后转战湘鄂西。
危险随时伴行。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许多潜伏线路被拉网搜捕。陈赓冒险通知鲍君甫火速撤离，“你得躲一阵子。”鲍却自信有旧部庇护，没有离沪，终在同年被捕。国民党上层权衡再三，半年后将其保释，并任命他为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以“知共甚深”继续为其效力。鲍表面接受，暗中却与地下党若即若离。
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爆发，他眼看国民党已是日薄西山，索性以归隐姿态在南京城偏僻巷口卖茶汤度日。直到那封举报信，把他推上被告席。陈赓的信救回一条命，法院最后以“战时从宽”改判一年管制，算是了却虚惊。
生活重回平淡，老鲍在随园租屋，靠孩子接济过活。陈赓、陈养山、李克农三人隔三差五派人问寒问暖，还把他接到北京装假牙、配皮鞋。有人笑他“功劳都给别人记了”，他只摇头：“能保住那么多同志，比什么都值。”
1969年12月29日，南京气温骤降。病榻上的鲍君甫拉住孩子的手，低声交代：“我不是内奸，周恩来清楚，历史会说话。”未及天明，这位曾周旋于黑白之间的老人悄然离世，终年76岁。时光流逝，他留下的，不是刺刀与密令，而是一段在暗处托举理想的隐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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