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横跨三峡汉水，这件楚国礼器，改写后世对周礼的认知

球形青铜敦：楚地礼器里的战国风云

湖北省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两件圆滚滚如同青铜西瓜的战国铜敦静静并置。一件出自襄阳蔡坡四号楚墓，是嵌红铜几何纹龙形足铜敦；另一件来自秭归斑鸠窝一号墓，为嵌地几何云纹铜敦。漆黑的展柜灯光洒落，青绿色铜锈层层覆满器身，龙形兽足蜷曲有力，环耳镂空，器盖器身严丝合缝扣合为浑圆球体。两千三百年岁月逝去，器物之上的纹饰依旧清晰可辨。这一对青铜敦，不只是两件精美古物，更是战国楚地礼制、战争、社会变迁的实物见证，《周礼》《仪礼》等古籍之中，便留存着关于“敦”的明文记载，地下出土的墓葬，又补全了史书语焉不详的楚地往事。

“敦”读作duì，很多人容易误读为dūn。《周礼·天官·玉府》记载：“若合诸侯，则共珠槃、玉敦”。周代诸侯会盟，珠盘用来盛牲血，玉敦专门盛放黍稷谷物，歃血为盟之时，敦中谷物代表社稷五谷，是邦国盟约仪式不可或缺的礼器。《仪礼·少牢馈食礼》写有“执敦黍，有盖”“设四敦，皆南首”，详细记录宗庙祭祀时，将四只铜敦整齐摆放，盛满黍、稷、稻、粱，供奉祖先神灵。西周时期，盛放粮食的主流礼器是簋，到春秋中期之后，礼崩乐坏，旧的鼎簋制度逐步瓦解，铜敦应运而生，鼎用来盛放肉食，敦专置谷物，二者配套，成为贵族祭祀、宴饮的标配礼器，待到秦一统天下之后，铜敦这一器型便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不再铸造使用。

楚式铜敦最绝妙的设计，便是一器两用。器物分为上下两个半球，盖与器身形态几乎完全一致。合在一起，是完整球形礼器；掀开器盖倒置，盖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件食器使用。盖沿设有卡扣，扣合严密，龙形三足支撑器身，两侧镂空环耳，方便贵族仆役抓握搬运。中原北方出土铜敦，大多使用子母口扣合；而楚地的南系铜敦，多用盖沿卡扣，兽形足、繁复镶嵌纹饰，是楚工匠独有的创造，和中原器物形成鲜明分野。襄阳蔡坡四号墓出土的这件龙形足铜敦，三只器足全部塑造成蜷曲小龙，盖沿四周同样攀附数条螭龙，器身以红铜丝嵌入青铜胎体，打磨出几何云纹，也就是古籍记载的“错红铜”工艺。这种镶嵌工艺盛行于战国楚地，代表当时顶尖青铜铸造水准，只有卿大夫级别的贵族，才有资格拥有如此规格的礼器。

考古勘探证实，襄阳蔡坡一带，是战国楚国邓县贵族墓葬区。春秋楚文王时期，楚国出兵灭掉邓国，将邓地纳入楚国版图，设立邓县，成为楚国向北进取中原的军事重镇。《左传·庄公六年》记载楚伐邓的史实：“楚文王伐申，过邓……还年，楚子伐邓，灭之。”自此，邓城成为楚国扼守汉水北上的门户，大量楚国卿大夫、戍边贵族居住于此，死后便葬在蔡坡这片岗地之中 。蔡坡四号墓，墓主便是楚国驻守邓地的中级贵族。墓葬出土两套青铜礼器组合：鼎、敦、壶，这是战国楚墓最典型的“鼎敦壶”礼器配置，取代西周时代的鼎簋壶。鼎烹肉，敦盛粮，壶装酒，一套礼器，完整还原贵族生前宴飨祭祀的生活场景。墓主人手握兵权，守护楚国北大门，生前参加宗庙祭祀、公侯宴饮，这件铜敦便一次次陈列于庙堂之上；千百年之后，伴随主人埋入黄土，重现世间，印证《左传》中楚国经营汉北的历史记载。

与蔡坡铜敦并肩陈列的另一件嵌地几何云纹铜敦，出土地点在秭归斑鸠窝，也就是屈原的故乡。战国中后期，秭归属于楚国西陵疆域，地处长江三峡咽喉要道。《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氏宗族世代生活于三峡江汉之间。这件铜敦铸造年代，恰好和屈原所处时代重合，后世戏称它为“屈原时代的贵族饭盒”。这件国宝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现代传奇：1988年，这件铜敦遭盗贼偷窃，偷运出境，流落到美国，准备公开拍卖。我国文物部门多方交涉，依据国际文物保护公约，严正追索流失文物。1989年5月29日，漂泊海外的战国铜敦终于回归祖国，这段跨国追索文物的故事，也成为新中国文物回流史上经典案例。

两件铜敦，一北一南，出土位置横跨湖北汉水与长江三峡，恰好勾勒战国楚国疆域轮廓。楚国崛起于江汉，不断向外扩张，春秋时期楚庄王问鼎中原，饮马黄河；战国时期，楚国疆域西达三峡，东抵吴越。楚式铜敦遍布湖北、湖南、安徽各地楚墓，凡是楚国势力到达之处，就会出现鼎、敦、壶这套礼器组合。中原典籍之中，记录楚国“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视楚国为南方异类；但出土青铜敦告诉后人，楚国并非脱离周礼之外，而是吸收周代礼乐制度，又结合本土审美，改造旧有礼器。周代中原以簋盛粮，楚人改造成球形铜敦，龙螭纹饰奔放瑰丽，红铜镶嵌工艺巧夺天工，把中原礼制与楚人的浪漫想象融为一体。

翻阅《战国策》，可以窥见战国时代铜敦所处的社会图景。“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秦楚两国反复交战，江汉大地烽火不断。贵族庙堂之上，铜敦盛满黍稷，祭祀祖先，宴饮宾朋；战场之外，礼乐依旧维系楚国贵族阶层秩序。按照楚国墓葬制度，周天子使用九鼎八簋；楚国诸侯王用七鼎；卿大夫使用五鼎，搭配两件铜敦。鼎的数量代表身份，敦的数量与之匹配，体现“藏礼于器”的古老传统。哪怕乱世征伐不休，贵族下葬之时，依旧要配齐这套礼器，希望死后也能够延续宗庙祭祀。

值得玩味的是，曾侯乙墓出土海量青铜重器，却不见铜敦。曾国受周文化浸染更深，坚守中原鼎簋旧制；隔壁楚国，却大量铸造使用铜敦。这一考古细节，完美印证文献记载，楚虽学习周礼，却并不墨守中原成规，敢于改造旧制，发展自身器物体系。

凝视展柜之中两件球形铜敦，斑驳铜锈之下，是两千多年前鲜活的时代。《仪礼》文字，写尽庙堂仪式；《左传》记录楚国开疆拓土；《史记》书写屈子家国悲歌；而地下出土的青铜敦，把纸上文字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器身每一道纹饰，每一条龙形足，都诉说楚国贵族的祭祀、宴饮、会盟、征战。

战国落幕之后，铜敦彻底退出历史长河。后世读书人读经书，甚至分不清敦、簋、盨的区别，宋代金石学家还曾将器物定名混淆，直到近代考古发掘大量楚墓，才厘清铜敦真实功用与演变脉络 。当我们站在展柜之前，看见这一对圆滚滚的青铜重器，不再仅仅把它当做一件好看古董。敦中盛放的黍稷，是上古社稷的象征；龙螭纹饰，是楚人的神幻信仰；器物背后出土墓葬、流失回归的往事，串联起古代史与现代文物保护的双重故事。

小小的青铜敦，装下的是一整个波澜壮阔的战国楚地。（全文2962字）

参考史料：《周礼·天官》《仪礼·少牢馈食礼》《左传·庄公六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考古资料：襄阳蔡坡M4楚墓、秭归斑鸠窝M1出土报告，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