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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宏观账单准时与公众见面。发布会上的各项指标一如既往地气象万千,宏观叙事与微观体感之间的温差,却像是一场魔幻现实主义的戏剧。
当我们把目光从宏大报表移开,落到真实的街巷、企业、普通家庭,尤其是那些正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年轻人身上时,会发现这场经济棋局正行至一个耐人寻味的拐点。正如张五常等顶级经济学家多年来反复强调的:市场的核心在于产权的清晰、契约的严肃以及价格信号的绝对自由。当价格机制被行政之手无形冻结,经济体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失重的迷茫。
三大引擎的齐步回撤
先看外贸。在复杂的国际地缘风浪里,传统的出海比例悄然回落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身位。大航海绕了一圈,最终在历史的坐标轴原点附近重新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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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国内微观主体的“三驾马车”,此刻则不约而同地踩下了防守的刹车:
民企在缩身:民间投资连续多月在负区间滑行,即便剔除房地产后,依然难掩颓势。大江南北的实体企业,大都在经历勒紧裤腰带的精细化生存。
百姓在捂紧钱包:居民信贷数据直接给出了最诚实的投票。老百姓不再盲目加杠杆,提前还贷潮、降低消费频次、追求绝对的现金流安全,成了当代普通人的最大默契。
外资在调仓: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回撤,跨国资本在周期面前展现出了高度的理性与冷静。
然而,在这三条向下倾斜的曲线交汇处,偏偏有一根柱子拔地而起——政府债券的净融资额撑起了社融增量的绝大部分江山。
巨额的财政融资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变成滚烫的市场热钱,而是忙着在财务报表里乾坤大挪移,用于借新还旧与债务腾挪。当场上的民间资本与市场主力球员纷纷退到场边擦汗、甚至高挂免战牌时,看台上的裁判终于坐不住了。只见裁判紧了紧鞋带,吹响哨子,顺手把球抱起,亲自披挂上阵了。
房地产的冰川与“某城模式”的迷思
这种裁判下场的思路,在各地寻找出路的过程中被奉为圭臬。
曾经作为经济发动机的房地产市场,如今依然在漫长的出清周期中阵痛。虽然核心城市的优质资产在硬科技资金的托底下开始局部筑底,但广大三四线城市和普通板块的土拍与新房销售,依然在艰难寻找平衡点。过去“买房即暴富”的神话被亲手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房地产向“大宗耐用消费品”属性的艰难回归。
当土地财政的旧逻辑渐行渐远,面对地方账本的压力,各地主官纷纷前往某些“国资接盘、大手笔逆势抄底”的网红城市取经。看别人家国资穿透持股、账面浮盈,仿佛找到了点石成金的秘籍。
但问题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所洞察的那样: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决定了,任何集中式的宏观规划都无法替代分散的市场价格机制去配置稀缺资源。 如果靠财政和地方国企客串风投、扮演大股东就能引领产业升级,那过去几十年我们对市场化改革的探索又算什么?
现实往往带着皮外伤。某地国资豪气接盘陷入传承危机的民企巨头,本意是为高端制造补上产业链闭环,但转头一看,巨额浮亏转瞬即至。这种宏大的产业规划,如果硬要跟过去的计划经济划清界限,大概唯一的区别,就是把“计划”两个字换成了听起来更时髦的“规划”。
青年就业的迷茫与时代的“K型分化”
比起高处宏观数据的平稳,老百姓实打实的体感,尤其是当下青年的就业现状,更呈现出一种严酷的“K型分化”。
虽然官方统计显示青年失业率在经历高位后迎来了季节性的数据回落,但落到每一个具体的求职年轻人眼里,体感依然沉重:
高精尖与传统岗位的断层: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新能源等硬科技赛道上,少数名校精英和高技能人才享受着时代的红利;但在庞大的传统服务业、中小微民企和普通文科专业的世界里,“降本增效”变成了变相的极限施压。
求职心态的剧变:从前几年大厂高薪的“勇敢梭哈”,到如今对“稳定”的极致追逐。考公、考编、考博,或者陷入长时间的慢就业、求职摩擦,成了无数年轻人的集体选择。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警示的那样,市场活力的根本在于微观主体是否有足够的自主权与安全感。当民企吸纳就业的动能因投资负增长而减弱时,年轻人失去了试错的底气,社会的创新之源便会遭遇无形的阻力。
当官方发文踩刹车、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时,其实是在用行政之手提醒各方:那些看似风光的个案成功,从来不是因为行政规划有多么神奇,而是当地市场在缺乏活水之后,被逼出来的极端应激反应。
赛场之所以叫赛场,核心在于计分规则必须稳定、参赛资格必须对称,最重要的是裁判不能自己拿着球满场跑。如果球场上只剩裁判一个人穿着球衣挥汗如雨、自导自演,那不叫竞技,那叫行为艺术。因为真正的参赛者,早已因为成本畸高和预期转冷而悄然离席。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回望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长河,所有被历史反复证明有效的黄金法则,正如主流经济学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浓缩起来只有八个字: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八十年代放权搞活乡镇企业,到后来民营经济在科技浪潮、全球贸易和海量就业中大显身手,哪一个伟大的跃迁是靠行政之手亲自下场拿下的?没有。所有的奇迹,全都是因为政府适时地退了半步,把价格指挥棒交还给无数渴望生存与发展的普通人,也交给了千千万万敢闯敢拼的年轻人。
市场的确有失灵的时候,宏观调控的托底自然必不可少。但逆周期调节的边界,从来都是为了防止系统性崩盘,而不是彻底消灭周期、冻结一切价格信号。正如古典经济学所昭示的,错误产能如果永远不被出清,价格机制便会失灵。如果亏损的代价永远由公共财政兜底,百姓的微观痛感和青年的就业焦虑便无法真正缓解。
当偌大的竞技场上只剩裁判气喘吁吁地带球冲刺时,看客们最应该关心的,绝不是裁判的体力有多么惊人,而是这局比赛的球员——那些本该朝气蓬勃、在市场上大展身手的年轻人究竟都去哪儿了?(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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