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证到生娃只隔不到一年：中国人的婚育时间表发生了什么变化？

作者｜於嘉 何雨辰 唐语新

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比上年同期减少11.3万对。

可随着七夕临近，结婚又成了热门话题。多地结婚登记预约全满，一些地方甚至把婚姻登记服务点设进了银行，朋友圈里晒结婚证的人也不少。

一边是全国结婚登记数量继续下降，一边是七夕前后仍有人陆续走进婚姻。要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感受，还需要看看中国人的婚育时间表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为了描述这张正在变化的时间表，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把婚姻和生育放在同一个过程中考察。

我们将中国与多个欧美国家以及日本、韩国进行比较，也对照了不同出生队列的婚育观念和实际行为。我们不仅看“变了多少”，也看不同变化从何时开始、推进得有多快。

结果显示，中国的婚育变迁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日韩。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某一个指标升了还是降了，而是不同婚育环节变化得并不同步：人们进入婚姻越来越晚、生得越来越少，但从结婚到完成生育的时间却越来越短。我们把这种变化概括为“边界稳定—内部重组型”路径。

一、婚姻依然是稳定伴侣关系的主要形式

同居、离婚和非婚生育，通常被视为传统婚育模式松动的重要表现。在欧美国家，这些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以同居为例，在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20—34岁且处于稳定伴侣关系的人群中，同居者已经普遍超过一半。生育也越来越多发生在婚姻之外，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非婚生育比例已经达到30%—40%，墨西哥更达到72.9%。离婚同样不再罕见，在美国，2000年代初婚队列中婚后10年内离婚的比例已经超过三成。

在中国，从70后开始，同居行为开始加速扩散。到80后，有过同居经历的比例已经达到30.4%。

虽然“曾经同居”的人增多了，但是这些同居经历持续的时间往往很短。另一个指标给出了不同的图景：2006—2023年，在中国20—34岁且处于稳定伴侣关系的人群中，同居者所占比例始终不到5%。

30.4%和不到5%并不矛盾。前者回答的是“有没有过同居经历”，后者回答的是“现在是否以同居维持稳定伴侣关系”。对不少中国年轻人来说，同居越来越常见，更多是进入婚姻之前的一段经历，而不是婚姻的替代品。

图1 各国不同出生队列有过同居经历的比例变化

离婚也有所增加，但增速相对缓慢。从60年代初婚队列到00年代初婚队列，中国婚后10年内离婚比例的累计提升幅度只有约3个百分点。

非婚生育的变化更加有限。中国非婚生育比例没有持续上升，2020年代为3.9%，与韩国的3.4%和日本的2.3%接近。

图2 各国非婚生育比例的时期变化

把这些指标放在一起看，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一种新的家庭形式大规模替代婚姻的情况：婚姻仍是稳定伴侣关系的主要形式，生育也仍主要发生在婚姻内部。

二、结婚越来越晚，婚后生孩子却越来越赶

中国婚育最显著的变化，其实发生在时间安排上。如果只是简单的“晚婚晚育”，我们应该看到结婚、生第一胎和结束生育的时间大体一起向后移动。但中国的变化并不是整体后移：人们更晚进入婚育，却往往在更短时间内完成生育。

1990年以来，中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明显上升，而且在2010年后加速。201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提高了3.6岁，女性提高了4.0岁。到2020年，男性和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达到29.4岁和28.0岁，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也推迟到27.2岁。

不过，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中国婚育推迟启动得更晚，目前的平均初婚、初育年龄也仍然相对较低。

变化更快的，其实是进入婚姻以后的生育进程。

中国女性的队列完成生育率从1940年出生队列的4.3下降到1980年出生队列的1.6，总体下降速度快于我们比较的其他国家。

与此同时，从结婚到第一次生育的等待时间也在缩短。80后女性的初婚初育间隔中位数已经降到0.9年。

再看生育的起点和终点，如果只是整体晚育，平均初育年龄和平均末次生育年龄应该大体同步后移。但中国女性开始生育越来越晚，结束生育的时间却没有同步推迟。因此，从第一次生育到最后一次生育的时间跨度反而越来越短。

这个指标在一些国家甚至会变成负数。原因在于：当非婚生育比较普遍时，有些人会先有孩子、后结婚，于是“初婚到初育”的间隔自然小于零。

中国的缩短却不是因为婚育顺序发生了大规模逆转。先婚后育仍然是主流，只是从结婚到生育的等待时间被迅速压缩。换句话说，变化的主要不是先婚后育的顺序，而是先婚以后多久生育。

图3 各国不同出生队列女性初婚初育间隔中位数的变化

三、终身不婚、不育依然是小众选择

初婚推迟，并不等于终身不婚；生育数量减少，也不等于一辈子没有孩子。

至少从已经走完大部分婚育历程的较早出生队列来看，大多数中国人最终仍会进入婚姻，生育也仍然相当普遍。

1980年，40—44岁中国女性中只有0.2%处于未婚状态；到2020年，这一比例也仅上升到2.1%。

没有生育过孩子的女性同样不多，中国女性的终身无孩比例长期低于3%，在我们比较的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

相比之下，不仅欧美国家的终身不婚、终身无孩比例明显上升，日本和韩国也有越来越多人最终没有进入婚姻，或者没有孩子，而且这一变化在较近出生队列中还在加快。2020年，日本40—44岁女性中接近20%从未结婚，韩国也接近15%。在1970年出生队列中，日本和韩国女性的终身无孩比例已经分别超过20%和10%。

中国目前与这些国家的差异仍然明显，终身不婚和终身无孩都处于较低水平，普婚普育的基本格局尚未发生根本变化。

图4 各国不同出生队列女性终身无孩比例的变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也一定如此。

因为终身指标存在明显的观察时间滞后性：只有当一个出生队列接近或完成婚育历程时，终身不婚和终身无孩的水平才会充分显现。今天观察到的低比例，主要来自已经走完大部分婚育历程的较早出生队列；年轻人的变化还没有完全进入统计窗口。

四、观念和行为，究竟谁变得更快？

我们在研究中还对照了中国人的婚育观念和实际行为。

有意思的是，观念和行为谁变化得更快，要看讨论的是婚育的哪个环节。

在同居、离婚、不婚和不育等更强调个人选择的环节，往往是观念变化在先。

例如，从60后开始，中国人对同居的接受度持续上升。到90后，认同“一对情侣住在一起，即使没有结婚的打算也没什么关系”的男性和女性，分别达到35.4%和30.7%。

人们对离婚的观念也比实际离婚行为变化得更快。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认同“婚姻再不好，也比离婚强”，但婚后10年内离婚比例的增幅相对有限。

但在结婚时间和生育数量等更受现实条件制约的环节，却是实际行为变化得更快。

中国人的实际初婚年龄持续推迟，但年轻未婚群体报告的理想结婚年龄并没有同步上升。实际生育数量大幅下降，理想子女数的下降却相对温和。1960年代及以后出生队列中，理想子女数已经稳定高于实际生育水平。

这意味着，至少一部分婚育行为的变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偏好改变。教育年限延长、住房和就业压力、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育儿成本等现实条件，都可能使人们结得更晚、生得更少。

简单来说，在强调个人选择的环节，观念往往变化更快；在受现实条件制约的环节，行为反而走在前面。人们未必希望这么晚结婚，也未必只想生这么少，但现实中的结婚和生育已经先发生了变化。

五、三种婚育转变：中国有何不同于欧美和日韩？

把前面的国际比较放在一起，可以大致区分出三类婚育变迁路径。

第一类是“整体解构—新稳态型”，以欧美国家为代表。

在这些国家，同居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婚姻，生育也越来越多发生在婚姻之外，终身不婚和终身无孩比例显著上升。经历数十年变化后，多项婚育指标已经逐渐进入新的稳定状态。

第二类是“边界加速松动型”，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

日韩的同居和非婚生育水平仍然较低，但终身不婚、终身无孩比例持续快速上升。也就是说，传统婚育形式并没有被另一种家庭形式广泛替代，却有越来越多人最终没有进入婚姻，或者没有孩子。

第三类就是中国的“边界稳定—内部重组型”。

中国目前的特殊之处在于，婚姻和婚内生育仍占主导，终身不婚、终身无孩和非婚生育仍处于国际低位；但在这一框架内部，初婚初育推迟、生育数量下降和生育时间压缩都在快速发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组合？一方面，婚姻、生育与家族延续长期紧密联系，相关制度安排也强化了婚姻与生育的捆绑；另一方面，教育扩张、城镇化、女性劳动参与和政策变化又持续改变着人们进入婚姻和生育的时间与数量。

不过，这种“边界稳定”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变化。年轻队列不婚、不育意愿的上升，可能会逐渐反映到终身指标中。如果就业制度、公共服务、住房支持和照护体系无法及时回应婚育推迟带来的需求，中国也可能逐渐接近日本、韩国的“边界加速松动型”路径。

因此，单看一年有多少人结婚、多少孩子出生，很难看清中国婚育变化的全貌。更重要的是，不同婚育环节从何时开始变化、变化多快，以及观念和行为是否同步。当行为变化快于观念，现实条件的约束可能已经在发挥作用；当观念变化快于行为，一些尚未充分显现的行为变化则可能正在积累。婚育政策不仅要回应已经发生的变化，也需要在这些具有时滞的变化充分显现之前，提前作出准备。

参考文献：於嘉,何雨辰,唐语新.中国的婚育变迁：速度、路径与国际比较[J].人口研究,2026,50(4):2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