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缅怀朱镕基？

我们为什么要缅怀朱镕基总理？有些事，我觉得作为家庭经济顶梁柱的男人，都应该懂。

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于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日，朱镕基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

朱镕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磅人物，他也是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型的功勋人物。从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来看，朱镕基总理在民间的口碑极高，但也存在着一些争议。

所以，如何客观看待这位国家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就显得尤为重要。

朱镕基的任期仅一届，但这短短5年时间，他所经手的大事对中国的影响，以及老百姓对他的景仰和呼声，不亚于是任期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根据人民网和其他一些官媒对朱镕基生平的报道，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件大事：财税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关键节点的把控。

财税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可能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看不太懂，但是国企改革以及房地产改革确实是直达民生的，它影响着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几乎每个人的生存现状和职业发展都是跟这些政策息息相关的。

1998年以前，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根据官方数据统计，当时全国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共计16874家，其中6599家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而且这个趋势正在逐步上升。

不仅是亏损，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导致“三角债”问题也非常严重，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用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金链断裂。然后还有国企员工的隐形失业问题，无事可干的员工普遍在30%-50%之间，他们不创造任何效益，企业依然要给他们按时发放基本的生活费，这跟失业本质上是一样的。另外还有银行较大规模的呆账坏账问题，不良贷款持续保持在25%以上，金融系统风险积聚，随时即将暴雷。

于是，中央十五大就明确指出：要从1998年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国企内部改革、重组或升级管理系统，抓大放小，力保让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经营困境。

朱镕基1998年上任后，针对国企困境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是确立“抓大放小”战略。抓大，就是保留并做强国有大型企业，在具体的执行上，包括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推进股份制改造，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保持稳固的掌控力；放小，就是放开解绑中小型国企，比如允许地方对中小企业进行改制，形式包括股份合作制、兼并、租赁、出售、破产等，总之要让小型国企的经济流动起来。根据全国总工会的数字，1998年—2003年间，全国约有6-7万家中小型国企完成 改制。

第二步，就是对国企员工进行大面积的“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程”。当时的核心思路就是：企业不再承担“养人”职能，过剩的闲置人员必须从企业剥离，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接受培训并推荐新的就业。

当时具体的操作方案是：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期限不超过3年，在此期间，发放相当于当地最低工资60%-80%的基础生活费，并代缴社会保险。3年期满仍未就业的，转为领取最长两年的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两年期满仍未就业的，直接走低保户流程。这就是所谓的“三条保障线”制度。

另外就是债转股与政策性破产机制，也挽救了一些企业。主要措施是在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是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它们负责将国企对银行的部分债务转成股权，首批债转股企业共580家，总金额约4000亿元，减轻了企业的利息负担。对资源枯竭的矿山、长期严重亏损的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职工安置费从破产清算财产中优先拨付。

而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也正是在那次契机得到了系统性的升级。完善了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从“企业养人”转型到社会统筹上来。1998年出台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启动了“统账结合”的医保改革；1999年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将失业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了城镇各类企事业单位；1999年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城市低保制度。

国企改革是成功的，“三年脱困”目标也基本达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的争议也很大，主要是它也给民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最典型的问题就是造就了接近3000万的下岗工人，他们的“铁饭碗”被打碎，收入骤降生活困难，社保接续问题也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对下岗家庭的子女教育也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最突出的就是东北三省这种老工业基地、城市经济重度依赖国企的省份，大量的下岗职工一时间无法安顿，导致了很多40-50岁的下岗职工被迫从事摆摊、保洁、保安等低收入的工作，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因此也频繁发生了群体性上访以及请愿事件。

但是，正是由于这样割肉般的阵痛，化解了金融风险，为后续的中国经济腾飞清除了障碍。剥离了大量低效产能，为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企业效率得到了根本提升，打破“铁饭碗”也催生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外出“打工潮”也因此产生。

客观地说，朱镕基的国企改革是在国企大面积亏损背景下不得不为的“休克式疗法”。它以短期剧痛换来了国有经济的长期存续和整体经济活力的释放，是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国企社会”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节点。

说完了国企改革，我们再来看看朱镕基任期的另一项主抓项目：住房制度改革。

1998年之前，中国的城镇居民、职工享受的是企业福利分房制度。分房制度实际上相当于你在租企业盖的廉租房，是要交钱的，但是费用极低。但是后来由于企业效率低下，分房制度遇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国家和企业负担沉重、住房严重短缺、住房分配矛盾以及阻碍人才流动。

而此时正面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节点，出口受阻，国家急需激活内需。于是朱镕基将住房商品化当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执行，提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战略口号。

在具体执行上，核心举措分三步走。

首先是停止福利分房。1998年7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住房分配货币化，就是将住房补贴以货币形式发给职工，由职工自行到市场上去买房住。配套措施还包括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督促商业银行开展住房贷款业务以及培育房地产市场等。

第二步是培育住房供应体系。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商品房的三层划分，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是后来产生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供应不足，且导致一些不规范操作等社会弊端。总之，后来商品房成为了主流，价格也跟着慢慢抬起来了。

第三步是打出促进住房消费的政策组合拳。包括个人住房贷款的大幅放宽、税收优惠以及将存量公有住房以成本价出售给承租职工等。

住房制度改革，主要的争议点就在于后来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和房价整体失控，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拆迁矛盾凸显，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进程中，强制拆迁、补偿不合理等问题，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成为此后十多年的持续性民生痛点。

另外还有房产差距扩大了社会分化，在公房出售阶段，职务高、工龄长的人分到了更大的房子和更好的地段，以极低的价格买下转手后成了土豪，获得了巨大的资产增值，而无房可分的年轻一代只能以市场价格买房，阶层间的资产差距因此次房改而急剧扩大。

但是严格讲，朱镕基短短五年任期内，其实问题是没有那么严重的，也是可控的，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已经来不及处理这些问题，就因年龄问题不得不退休了。后面一揽子事，其实也不是他所能掌控的。客观说，责任不能全推在他身上。如果刨根问底来讲的话，朱镕基更偏重于强力执行，政策大方向其实是由中央把控的。

实际上住房制度改革，还有很多积极的一面我们不应忽略。大盘上来讲，如果没有发展到后来的泡沫，其实是利大于弊的。住房政策促进了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农民工迎来了翻身的机会，外出打工成了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常态，农村收入大大改善，推进了后期的城镇化进程。房地产的高速发展也强力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建材、家电、家具、装修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对GDP贡献显著。

当然，朱镕基任期对国家经济所做的关键性调整，还远不止这些。比如财税改革，前财政部长项怀诚评价道：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基的关键举措，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金融体制改革和加入WTO，更是彻底结束了旧的金融运行模式，为后续中国金融稳健发展、经济全球化对接并实现腾飞翻开了新篇章。

从宏观经济和制度转型角度看，朱镕基任期所做的重大改革，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国内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实施的重大结构性调整。国企改革化解了金融系统风险、重塑了微观企业主体、建立了社会化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住房改革释放了巨大的住房需求、改善了整体居住条件、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极。没有这两项改革，很难想象中国能在2000年代实现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

这就是我们缅怀朱镕基总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