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我党早期的保密工作还是非常简单有效的。
谓予不信，请看下文。
鄂西整个组织，我没有见过统计及各县的组织亦没有统计。据我所知的，有县委组织的，如公安、石首、监利、江陵、松滋、枝江、宜都、宜昌等处较为健全。其余各县，亦均有组织，有的有大学而无中学，有的有中学而无大学，有的中学、大学的组织均无而仅有几个同志线索的。
这是出自《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文件）》中的第一篇历史文献《张先梅关于鄂西情状的报告》中的一段话。
张先梅在写给上级党组织的这篇报告中，就他所知道的鄂西的政治经济形势、党的组织、饥民斗争、和游记战争的情况，都做了详尽的汇报。当谈及“党的组织方面”的情况时，张先梅写下了上述这段文字。
我估计很多网友冷不丁看到我上面用粗体字标出的文字“其余各县，亦均有组织，有的有大学而无中学，有的有中学而无大学，有的中学、大学的组织均无而仅有几个同志线索的”，一定会大惑不解。
这里的“大学”和“中学”到底是什么意思，难不成那时我们中国的教育普及率已经这么高了吗，居然在小小的偏僻的鄂西的县城里面竟然就有了中学，甚至是大学。
其实，这里的“大学”和“中学”在这里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出于保密工作的需要，早期所使用的一套隐语。
这套隐语表达系统大概从 1922 年前后开始通行，在1924‑1927 年大革命时期的档案、各地给中央的报告里大量出现，在革命前辈的回忆录里也有所反映。
张先梅文中所说的“大学” 指代中国共产党，“中学” 指代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
对应的衍生说法也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表达系统，如：党员叫“大学生”，团员叫“中学生”；团员转为党员，就写作“由中学升入大学”；入党叫“入大学”，入团叫“入中学”；党组织又叫“总校”，地方分支叫“分校”，同志之间互称“同学”。
同时还有配套的其他暗号，国民党叫“民校”，被捕叫“入院”，牺牲叫“病故”，中央机关有时写“总店”，地方组织写“分店”，都是确保这些党内通讯即便被敌人被查获，也不至留下明显的把柄。
1926年2月，中央组织部门下发的党员调查表，即以《每月同学调查表》的保密方式下达，使用的就是代号和隐语。附表如下：
上述调查表中的“校名”，即地方党组织的名称；“本校”，即“本党”（中国共产党）；“所属地分校”，即中共地委或区执委会；“特支校”，即“特别支部”；“工读生”，即工人中的党员；“农科生”，即农民中的党员；“文科生”，即包括青年和其他知识分子党员；“兵科生”，即分散在各合法军队中的党员；“男生”，即男性党员；“女生”，即女性党员；“正式生”，即正式党员；“旁听生”，即候补（预备）党员。
这些代号和暗语的使用，既不影响工作又有利于保密，实践证明是较为行之有效的保密措施。
当时的党中央下达指示时，为保密起见，不露破绽，收发文用“称兄道弟”的行文方法。这种信即使失落，一般人也难以知晓该信是党的秘密文件。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政部副部长的袁血卒是1931年宁都起义的重要当事人之一，他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忆宁都兵暴》，对他所知道的宁都起义的经过有较为详细的回忆。
袁血卒1929年毕业于西北军官学校，后受党的派遣，到了当时在江西宁都参加“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做兵运工作，并担任中共特支组织委员。
袁血卒原本是西北军阀冯玉祥部西北军官学校的学生，1931年在南京浦口参加了孙连仲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跟随部队开拔到了江西宜黄，要去和红军作战。
在这里袁血卒找到了西北军官学校的同学共产党员刘振亚，接上了党组织的关系。两人相约到时候一起投奔中央苏区。不过，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上级党组织，给他们开证明，否则即使到了苏区那边也不认。
刘振亚安排袁血卒到了河南开封，找到了党组织。中央特派员王超带着袁血卒来到上海，和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取得联。路上袁血卒还在徐州叫上了他的同学进步青年李肃。
袁血卒
到了上海，由地下工作斗争经验丰富的王超负责对外联络，交代袁血卒和李肃上海鱼龙混杂，特务警察众多，吩咐二人没事不要出门。这天吃完早点，三人各坐在自己的床沿上，给李肃举行了“入学式”。
行文至此，袁血卒还专门解释了一下，当时把“入党”叫“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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