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如何被“污染”的

本文是圆方的第1610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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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写了两篇哈耶克了

今天再写最后一篇

也算对《致命的自负》这本书做一个收官

大家好，我是圆方，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语言”是如何被“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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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语言污染，其实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短视频烂梗”。

诸如多地语文老师反映，学生写游记、写景作文，描写风景只会反复写“绝绝子”；描写春天直接写“春天来了，绝绝子”；

造句题不用规范词语，直接写“拴Q”“芭比Q了”代替正常书面表达 。

又或者老师批评学生犯错，学生回复“那咋了”“受着呗”，一副无所谓、消解一切是非的态度；

面对灾害新闻，学生也脱口而出“受着呗”，消解共情能力。

更有甚者，一些烂梗含有低俗、歧视和暴力等内容“你好唐人”“你个双肩包”“伞兵”“你个老六”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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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还有一些“语言污染”是我们平时不易察觉的，甚至是已经深入到我们认知的内容。

在《致命的自负》一书的第七章，哈耶克专门写了“被污染的语言”的内容。

文章中说：

“……所有人，无论是原始人或文明人，要想使他们的感知变得有条理，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语言使他们赋予这些感觉信号的特性。”

“……许多普遍认可的信念只是隐含在表示它们的用词或句子里，可能绝对不会成为明确的信念；于是它们也绝对不会有受到评判的可能，结果是，语言不仅传播智慧，而且传播难以消除的愚昧。”

“鉴于这些困难，我们的词汇以及附着于其中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我们是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

他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来论证

“不准确的词语”对于我们思维的影响

一个是“市场经济”

一个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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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先讨论的是“市场经济”。

在日常表达里，人们把市场中无数分散的交易统称为一个经济形态。

这种说法听起来没有毛病，但哈耶克提醒我们注意经济这个词的来历。

经济"economy" 的词源是οἰκονομία

本意是

οἶκος（oikos，家）

νέμειν（nemein，分配、掌管)

原本指家庭内部的管理，它天然带有一个统一的意图、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一个负责安排资源的主体。

用这个来自家务管理的词去描述市场，等于在语言层面把市场当作一个可以像家庭那样被管理的对象。

可市场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意图，只有大量彼此独立的个人计划。

一旦市场经济这个说法被普遍接受，人们就会顺着它继续追问：

市场经济应该服务于什么目标？

谁来为市场经济的整体表现负责？

这些追问本身已经包含了对市场秩序的错误理解。

哈耶克认为，描述“市场经济”更合适的词是

交换秩序

交换秩序不预设一个统一目标，只描述人们通过交换形成的相互协调。

然而市场经济这个词早已进入法律、教材和公共辩论，替换的代价极高。

词汇的惯性会持续塑造人的思考方向。

于是很多关于市场的争论从一开始就面对一个被语言预先定义好的伪对象，争论越热烈，离真实的市场秩序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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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社会”这个词。

哈耶克指出，社会这个词最初指有着共同目标的合作群体，比如一个社团、一个共同体。

后来它的使用范围被无限扩大，用来指称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乃至全人类中所有松散的联系。

这种扩大并不那么“理所应当”。

当人们习惯说：

“社会应该负责”

“社会欠你一个公道”

“社会需要改变”时

社会就被悄悄人格化了。

一个被人格化的社会似乎拥有意志、责任和行动能力。

似乎真的存在一个能够感知、能够选择、能够承担义务的社会主体。

这个主体在经验中无法被找到，

却在语言中获得了极高的权威。

当一项政策被说成符合社会利益时，具体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就被掩盖了。

当一种行为被说成有违社会责任时，具体的判断标准和判断者也被隐藏了。

于是许多政治主张可以绕过具体的个人和具体的制度，直接要求社会做出回应。

比如哈耶克特别警惕“社会正义”这样的短语。

正义本来只能用来评判个人行为，一旦与社会组合在一起，就制造出一个没有明确责任主体的要求。

谁是社会？

谁来执行这种正义？

这些问题在语言习惯中被自动跳过了。

词语本身不强迫人得出结论，但它会让某些结论显得自然，让另一些追问显得多余。

社会这个词让人误以为存在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能够思考和行动。

这种误认一旦进入日常语言，就会不断再生产出建构论的冲动。

人们会相信，既然社会是一个整体，就可以对它进行总体设计。

哈耶克把这种相信视为致命自负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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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个词可以看出，哈耶克讨论的语言污染与日常可见的粗俗用词不在同一个层面。

粗糙的用词容易辨认，纠正起来也相对直接。

但市场经济和社会这类词看起来严肃、中立，甚至带有道德分量。

使用者说出口的时候，未必意识到自己已经接受了一套未经审查的理论。

它们已经深深存在于公共讨论的语法里。

哈耶克在书中反复强调：

语言不仅传递智慧

也传递难以消除的愚昧

这种愚昧之所以难以消除，就在于它固化在词汇之中，每次开口都在加固它。

人们在学会一个词的同时，也接受了这个词所包含的对世界的解释。

这套解释藏在使用习惯里，平时不会被拿出来检查。越是常用的词，越容易被当成无需定义的前提。

结果，错误的理论就通过日常言说不断复制自身。要想减轻这种污染，只能回到具体的事实和具体的个人，少用那些听起来宏大却找不到对应物的集合名词。

我们反对那些显眼的用词问题比较容易，要对社会、市场这类基础词保持警觉却很难。

它们太常用，太自然，自然到我们很少停下来追问它们的来源和预设。

可一旦放松这种追问，错误的语言就会引导我们思考，并把错误长久地保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