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随新民：两强博弈之外，印“第三力量”如何影响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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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随新民

整理|佳仁·云丹吉

编辑|黄耀萱

审核| 杨春雪 单敏敏

内容提要

第三力量是1990年代以来印度联盟政治的核心叙事术语，主要由左—中左翼政党构成，是一个松散且组织形态不固定的多党聚合体，而非单一政治组织。它是印度社会多元性及其诉求表达的必然结果。在悬浮议会期短暂执政之后，作为国大党和印人党两大主流政党之外的第三力量，尽管整体式微，但仍以灵活方式参与到联邦或地方政治进程之中，是联盟政治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21世纪以来，第三力量重塑类联盟“第三阵线”的尝试，受组织构成与意识形态多元性、诉求功利性、内部分歧性、主流政党竞争政治生态等诸因素制约而成效甚微，也未形成稳定的第三阵营。多视角、全方位评估第三力量政治参与效能是观察第三力量前景和印度政治演进的重要角度。尽管难以再现少数执政的高光时刻，但随着政治地方化和地方议程联邦化的发展，第三力量在联盟政治和选举政治双重逻辑作用下仍将发挥不容小觑的政治社会影响。

关键词：印度 第三力量 政治参与 联盟政治

图源：网络

印度第三力量(the Third Force)是对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印人党）之外多个政治力量的统称，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多党聚合体，主要涵盖左翼政党（阵线）和世俗主义取向的中左翼地方政党。随着印人党的迅速崛起，在选举政治和联盟政治逻辑驱动下，第三力量以整体（阵线）或个体（政党）形式参与到主流政党主导的政治进程。2024年印度第18届大选结果进一步稳固了新世纪以来主流政党国大党与印人党竞争、第三力量灵活参与的联盟政治结构形态。第三力量虽难再现悬浮议会期间少数执政的高光时刻,但仍是印度联盟政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甚至在特定情境下扮演关键角色的变量。选举政治与党争催生印度联盟政治，受各构成党派多元且分散特质的掣肘，第三力量在后悬浮议会期难以形成稳定的阵营，但因其构成主体左翼和中左翼世俗主义地方政党的覆盖领域多和范围广，能够反映印度多元社会的多形态利益诉求，对印度政治进程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第三力量在两大政党竞争和联盟政治形态塑造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政治参与经历哪些适应性调整？如何评估第三力量执政实验及前景？本文尝试从选举政治这一视角进行探讨。

一、第三力量参与印度联盟

政治生态塑造

第三力量的政治参与同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瓦解、印人党崛起以及政治地方化强劲发展紧密相关，同时又展现出有别于主流政党在组织构成、参与形态和实践成效等方面的特性。

（一）

第三力量的构成及动态性

第三力量并非基于意识形态认同或相同利益诉求的单一政党或政党联盟，而是既反对印人党、也不认同国大党执政理念及政策、基于最低共同纲领或即时诉求和非严格组织原则的多政党聚合体。构成上的多元动态性、组织上的松散性、行动上的非强制性、行动目标的功利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是其基本属性。在一般意义上，左翼政党和以印共（马）为核心的左翼阵线是第三力量的中坚且稳定力量。在特定情景下，中右翼甚至宗教色彩浓厚的政党（如分裂后的湿婆军UBT派）也可能淡化宗教色彩，转而成为第三力量。此外，第三力量因各构成政党之间固有的非价值意识形态认同、目标的即时性或功利性等会面临分裂、重组甚至解体的风险。第三力量因此呈现出即时动态调整之特性，这也是其构成多元性的一种体现。

第三力量各党派依据所涉事务的层级领域（地域）差异有权自主选择以集体身份或个体身份、抑或双重身份参与政治进程。在具体的联盟选择上，第三力量政党通常会倾向于世俗主义的国大党联盟，但出于选举政治和权力诉求的考虑，联盟归属并不稳定，如泰卢固之乡党(TDP)和民族国大党(NCP)这样的中偏左翼党派转投了右翼印人党联盟，库马尔领导的联合人民党甚至频繁转换阵营。第三力量同国大党和印人党两大主流政党及其联盟的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形态，即或是盟友，或是对手，或是游离，抑或多重身份。

第三力量的高光时刻是以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和联合阵线(United Front)形态在悬浮议会期的少数执政实践。随着印人党崛起和政治生态变迁，第三力量的整体影响呈下降之势。但在个体层面，第三力量各政党的政治参与和影响力差别很大，在政治地方化和地方议程联邦化的互动中，世俗主义中左翼地方政党的影响力总体呈上升势头，而左翼政党（阵线）的影响力则相对式微（见图1)。

图1：印度左翼阵线在历届大选中的表现。

以印共（马）为核心的左翼阵线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前期经历了一个黄金期,此后逐渐式微。1990年代以来左翼力量在人民院议席数的递减也折射出第三力量影响力降低的状况。当然，左翼力量和第三力量的走势也并非完全一致。政治地方化进一步扩大了第三力量地方政党的影响，地方政党在印度大选中的表现印证了此现象。以2024年第18届大选为例，地方政党在此次大选中共赢得204个席位，其中，联合人民党(JD-United)自人民党(JD)分裂出来后，在比哈尔邦地方选举和大选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所获12个人民院席位对2024年大选结果（印人党及联盟赢得过半多数席位、实现连续执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此外，第三力量各政党会依据政治生态、选情变化、利益诉求等适时调整参与策略，功利性转换阵营或分裂后分属不同阵营的现象司空见惯。

（二）

第三力量联盟政治参与的

实践

印度联盟政治始于地方实践。1970年代初人民院选举同邦立法会选举的脱钩催生了地方政党体系，也开启了第三力量真正参与地方治理的进程。泰米尔纳德、西孟加拉、喀拉拉、安得拉、哈里亚纳和卡纳塔克等邦地方政党的治理实践为印度联盟政治积累了基层参与经验，也提供了合作治理的观念和组织基础。在联邦层面，第一个非国大党政府是结束紧急状态后上台的人民党政府。人民党虽然执政时间较短，却把联盟政治向前推进一大步，这为第三力量在联邦层面的少数执政实践提供了借鉴。

第三力量在联邦层面的实质性参政始于1990年代。它有三种形态：一是直接上台执政，如组建国民阵线和联合阵线少数政府，这既是第三力量的高光时刻，也最能反映其政治参与的成效；二是作为国大党或印人党少数政府的外部支持者影响执政党，在尽最大可能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进退自如；三是加入主流政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参与联盟权力分配，抑或加入反对党联盟影响政治进程，1999年以来一直沿循此参政模式。尽管印人党在2014年（第16届）和2019年（第17届）两次大选中以显著优势胜选，但这没有改变1999年第13届大选以来形成的主流政党竞争、第三力量灵活参与的联盟政治形态。

1989年大选后，以人民党(Janata Dal)为核心的国民阵线在外部支持下组建第三力量少数政府(1989年12月-1991年9月），这标志着第三力量首次在联邦层面实现少数执政。因高层内部矛盾，国民阵线政府先后由辛格和谢卡尔出任总理，两位总理除获得左翼阵线外部支持外，还分别依靠印人党和国大党外部支持上台执政，最后也皆因失去主流政党的外部支持而下台。具体而言，印人党以辛格政府实施“曼达尔委员会报告”为由撤销外部支持；国大党则以谢卡尔政府监视拉吉夫·甘地住所为由撤销了外部支持。尽管执政时间仅19个月，但国民阵线执政标志着它作为能够同国大党、印人党分庭抗礼的第三力量已具雏形。

第三力量再次上台执政是在1996年大选中赢得议席居前两位的印人党(161席）和国大党(140席）接连组阁失败之后。以印共（马）和人民党为核心的13个左翼—中左翼地方政党紧急组建联合阵线，并在国大党外部支持下成立联合阵线政府，其首要目标是阻止印人党上台。这反映出印度社会一种普遍的忧虑，即面对狂热的印度教极端势力在1992年摧毁巴布里清真寺并引发印巴分治以来最严重的教派冲突事态，世俗力量对印度教政治撕裂印度社会的担忧。当然，复杂的组织构成使联合阵线既难以维持执政联盟内部的团结，更无法获得国大党的认可，终因国大党撤销外部支持而倒台。

关于第三力量联邦执政实践效能，有批评者指出，印度三次少数派执政实践均在少数政府被迫解散的羞辱中终结。事实上，印人党利用第三力量政党之间及党派内部矛盾分化，瓦解实力派地方政党或拉拢某些党派以扩大自身影响，同时积极吸纳地方盟友以加强在地方的基础。这无疑反映了第三力量政治参与实效的一个侧面，但绝非全貌。第三力量少数执政、所代表的依附和从属阶层的政治参与、地方主义的兴起与政治去中心化、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走强等现实都预示着后国大党时代政党体制与政治生态面临着再塑。客观地讲，国民阵线和联合阵线政府在许多领域彰显了第三力量的社会治理取向与政策实践，在诸如种姓阶级平等、低种姓保留政策、乡村减贫、教育公平、邻国优先外交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也对其后历任政府的相关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第三力量少数派执政未完成5年任期，更未形成组织上的稳固性与单一性，但它始终存在，并以一种动态转换和适应性变迁的方式作用于印联邦和地方政治进程。就整体演进来看，第三力量困顿与进展并存：一方面，2011年地方选举使第三力量的中坚力量印共（马）同时失去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执政地位，2018年又失去在特里普拉邦的执政党地位，左翼力量整体颓势明显；另一方面，第三力量地方政党在大选和地方立法会选举中取得积极进展，如平民党(AAP)在德里直辖区和旁遮普邦赢得选举、社会党(SP)在北方邦同印人党分庭抗礼、草根国大党(TMC)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德拉维达进步联盟(DMK)在泰米尔纳德邦长期执政等。此外，第三力量地方政党积极且成效显著的参与标志着政治地方化的加强和政治版图的深度调整。就同主流政党的关系来看，第三力量政党大多倾向于世俗主义取向的国大党，相关政党有时不得不采取游离与结盟并用之策。换而言之，即使认同国大党及联盟，相关政党在大选中仍享有自主权，或联合推举候选人，或各行其是，它们甚至在地方选举中可能是竞争对手。可见，动态调整中的第三力量在两大主流政党竞争的夹缝间生存，这既是历史性机遇，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挑战。

二、后悬浮议会期第三力量

重塑类联盟的限制因素

1990年代既是印度政坛的动荡期，也是第三力量的黄金期。1999年大选结束了悬浮议会，以两大主流政党竞争为主线的联盟政治步入平稳发展期，第三力量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一个调整重塑过程。以联合形态呈现的第三力量仅剩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领导的左翼阵线，并赢得1999年邦立法会选举，原第三阵线其他地方政党多以个体身份继续参与联邦和地方事务。颇具影响的原第三阵线地方政党（如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泰卢固之乡党和联合人民党）加盟印人党的全国民主联盟，或在两大政党之间游走并依据议题及涉事层级相机行事。此间，第三力量相关党派也曾尝试重塑类联盟的集体身份，但因受多重限制而成效甚微。

第一，第三力量内生属性引发的根本性制约。第三力量无论如何调整重塑，都无法克服其内生性诸多缺陷，各政党间的黏合剂不是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上的认同，而是基于最低共同纲领，以及既憎恶印人党也不喜欢国大党的政治排斥情感与政策疏离取向。在联盟政治平稳期，这些内生性缺陷会导致第三力量重塑类联盟形态的政治参与更加曲折且充满不确定性，其政治社会影响力也会受到进一步制约。

第二，重塑第三阵线的目标具有非持续性甚至随机性，抑制了第三力量政党之间的持续合作和实践效用。譬如，在2014年大选前夕，团结进步联盟中11党领导人宣布组建左翼—中左翼政党集团，其目标仅仅是为了阻止盟主国大党联合政府通过有利于自己的选举议程；左翼阵线4党和中左翼地方政党在选前结成14党联盟，共同反对利用教派矛盾而实施的政治动员；2014年大选结果是印人党胜选，14党联盟随后也无疾而终；2019年大选前，草根国大党主席班纳吉(M.Banerjee)和特伦加纳理事会主席拉奥(K.C.Rao)发起成立旨在阻止印人党连任的中左翼12党联邦阵线(Federal Front)，并召开反印人党大会———团结印度大会，但这未能阻止印人党以更显著优势胜出。类似努力还有2015年中左翼人民党谱系各派别宣布合并组建全印人民党联盟，旨在加强人民党家族(Janata Parivar)团结，以应对印人党强势崛起。但人民党家族并未因此真正形成合力，成效甚微。

尽管有上述类联盟再塑尝试，第三力量中的左翼阵线整体影响力不升反降，近年来更是跌至谷底。在2024年大选中，第三力量政党的影响力虽略有回升（赢得133席），但多以国大党盟友身份或联合或单独参与竞选，未能再现1990年代的辉煌。

第三，左翼政党的价值观和社会目标限制了第三力量的凝聚力和政治影响力。左翼力量指责印人党和国大党具有相同的阶级属性———都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作为由社会民主党转型而来的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在大资本家和大财团看来，国大党不过是软弱和犹豫的代言人。中偏左取向的平民党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党主席凯杰里瓦尔(A.Kejerival)指责莫迪和拉胡尔·甘地大同小异，无非是印度的亚洲首富安巴尼(M.Ambani)的两副脸，国大党和印人党都因接受大财团捐助而沦为政治工具。此外，执政的印人党还利用财团媒体进行免费宣传。这一方面反映了左翼力量在当下印度社会的生存现状和走议会道路面临的现实困境（诸如意识形态吸引力与凝聚力、传统政治空间日渐为印人党和地方政党所侵蚀等）；另一方面这也折射出以左翼—中左翼势力为主的第三力量所处的两大主流政党竞争、选择空间受限的政治社会生态。

第四，第三力量政党在政治空间、社会基础上交叉重叠导致其内部分歧与党争频发，难以凝聚统一且持久的政治共识。三个案例可印证此内生性局限。一是左翼—中左翼力量的两大核心党派印共（马）和草根国大党在西孟加拉邦是政治对手，正是后者在2011年终结了前者在该邦长达34年的执政地位。二是活跃于北方邦的大众社会党和社会党意识形态接近，都受“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坚持世俗主义，反对印度教教派主义；在政策取向上都反对种姓歧视，主张社会平等，保护底层群体权利；社会基础都是底层低种姓群体和落后阶级。然而，两党在邦立法会选举中又互为竞争对手，党争抑制了两党合作，即使偶有合作，暂时的竞选联盟也不足以消弭两党积怨和代言群体间的利益分歧。两党在2024年大选中各自为政，社会党成为印人党在北方邦最大竞争对手并赢得该邦80个席位中的37席，而大众社会党则颗粒无收。三是政治空间集中在泰米尔纳德邦和本地治理直辖区的“达罗毗荼党”家族三大派系———德拉维达进步联盟(1949年）、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1972年）和改革德拉维达进步联盟(1994年）是该地区的核心党派，它们也互为对手。后两大派系因矛盾先后脱离了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出于选举政治的现实需要，三党不得不在国大党和印人党之间摇摆，这也导致各自在地方立法会和议会人民院席位的波动现象。

第五，第三力量政党基于偏狭利益诉求在两大主流政党及联盟间摇摆，不仅限制了第三力量的整体政治与社会影响，也折射出除印共（马）等左翼政党外第三力量地方政党的依附性。在政治地方化背景下，动态、多元、多变是印度政党体制的一大特性，看似自主择盟归属的第三力量各政党实则表现出对主流政党的功能性依附特质。《印度教徒报》更是直击要害：“没有国大党或印人党的支持，第三力量绝无可能成为中央权力的问鼎者。”

因自身构成上的分散动态属性、缺乏持久的共同使命或意识形态认同、相关政党即时或功利性诉求等，第三力量的影响力受到限制。此外，第三力量中的左翼政党和世俗主义地方政党的分歧明显，左翼政党希望能在国大党和印人党之外形成稳定的第三力量并提供第三种选择，而世俗主义地方政党虽有共同愿望，但核心诉求则是能借此发挥更大的政治社会影响、巩固扩大传统势力范围。尽管第三力量在重塑类联盟组织形态上存在诸多限制，也未达成预期目标，但其持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政治社会影响又是社会现实，原因何在？

三、联盟政治生态下第三力量的

存续与角色扮演

第三力量政党无疑各自有其创生存续之道，沿循内生性兴衰转换逻辑演进，但这些不是本研究考察的范畴。本文的核心关注是外部社会环境———联盟政治生态和主流政党竞争如何影响第三力量各政党的存续与发展。

政治地方化自1960年代中后期起演变为一种趋势，联合政府成为印度政治叙事的重要术语。在国大党体制之后，没有哪个政党能仅凭一己之力应对利益诉求多样化的社会变迁。进入21世纪，印度政党政治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多变的联盟政治图景，地方政党扮演着政治重塑的推手角色。主流政党尽管地位特殊并在联邦层面拥有绝对优势，但也很难再像以往那样无视地方政党而发挥决定性作用。在选举政治和地方化双重逻辑驱动下，地方事务越来越多地升级为联邦议题，地方政党的影响力空前提升。换言之，政治地方化和碎片化为地方政党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契机和路径，而地方政党广泛且深度的参与又为联盟政治塑造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第三力量各政党也正是在主流政党及联盟的政治博弈中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

2014年大选在印度具有里程碑意义，联盟政治出现新动向。国大党在大选中惨败，加之其在执政期间因经济衰退、高层腐败、组织领导不力等饱受诟病，团结进步联盟裂痕进一步扩大。相反，通过利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感、离间反对派等政治策略，印人党成为自1984年大选以来第一个单独赢得人民院多数席位(≥272席）的政党。此次大选结果再次印证了尝试构建一个相对稳定且具有整体性的第三阵线的失败。为何构建一个稳定的第三阵线如此困难？第三力量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主流政党的政治议程、政策取向与选举策略？后悬浮议会期第三力量整体式微，但缘何又始终存在并成为政治重塑的重要推手？2024年大选结果至少能对此类问题作出部分解释：印人党不仅未达成选前预期，而且失去单独赢得人民院简单多数席位的优势，而国大党则大幅反弹。此结果大致印证了联盟政治常态化、第三力量扮演平衡角色并呈多样发展态势的判断。

印人党强势崛起，仿佛重现一党独大政党体制，对联盟政治、第三力量的存续构成挑战。然而，印度社会多元性为联盟政治与第三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联盟政治生态和选举政治又构成第三力量存续的重要条件。印人党以明显优势先后赢得2014年和2019年大选，但它仍持续关注并不断强化全国民主联盟。印人党的这一做法就是很好的注解与佐证。其原因在四个方面：

一是印人党的社会基础并非高枕无忧。即使大选三连胜，印人党及全国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也都不过半，即有一半以上的选民不支持它们，这是印人党及联盟面临的潜在挑战。2024年大选结果颇耐人寻味，印人党及联盟的得票率分别为44.2%和42.5%，印人党的得票率虽比2019年大选中的37.36%有较大幅度提高，但所获席位却大幅减少，从303席降至240席。这反映出印人党在胜选选区有明显优势，而在其他选区的社会基础并不稳固。

二是印人党高层清醒地认识到，印度教民族主义情感泛滥可能引发的印度社会和国族认同危机及其严重后果，故而采取既煽动利用又刻意控制的策略。此外，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情感在选举动员中的作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抑制，印人党的政治社会动员能力在2019年大选达到巅峰之后衰减态势明显，2024年大选结果充分佐证了这一判断。从印人党视角观察，基于上述两方面，强化政治联盟就成了主流政党稳定社会基础、维系政治优势的必然选择。第三力量也因此获得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三是在政治地方化趋势下，印人党要想进一步拓展政治版图、扩大在传统政治中无足轻重的地方邦的参与度和影响力，离不开长期专注于地方事务的地方性政党的支持，全国民主联盟正是维持这种关系和扩大影响的纽带。进而推知，主流政党拓展政治社会影响的需要也为第三力量存续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四是从政治对手的意识形态和行为取向看，至少基于选举政治逻辑，国大党也依照经济社会变迁进行了相应的适应性调整。印度教特性(Hindutva)意识形态虽非国大党公开倡导的价值理念，但在其政治动员和竞选活动中却无处不在。隐性且适度地利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感无疑也是国大党重要的竞选策略，自然助推了印度教特性政治文化的塑造与巩固。此外，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的差异、联盟伙伴的功利性考量无时不在考验政治联盟的黏合力，印人党必须直面这一挑战，国大党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因此，稳固政治联盟是两大主流政党的共同课题，而第三力量各政党自然就成了拉拢对象，这进一步拓展或重塑了政治空间。

总之，第三力量的适应性调整、联盟政治生态和选举政治逻辑、印度社会多元性、主流政党的影响力与范围局限等诸多因素合力促成关于第三力量的一种看似二律背反现象，即一方面印度政治进程中难以形成稳定的第三力量，其社会影响力自然受到限制，各构成政党及第三力量整体不可避免地被弱化甚至边缘化；另一方面在政治地方化和地方议题联邦化的互相作用下，第三力量又是印度联盟政治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在特定时空和领域甚至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力量，并在主流政党及其联盟非均衡竞争的政治生态下探索存续与自强之道。

四、第三力量政治参与效能评估

第三力量政治参与的高光时刻是1990年代两次组建联邦少数政府的实践，对此做综合分析评估，最能反映第三力量政治参与的成效。聚焦少数执政实绩、第三阵线脆弱性、构成性政党创生或重塑、政治决断与决断质量四个层面，能够为其政治参与效能呈现一幅立体画像。

第一，从人民院选举和联邦政府更替视角评价第三力量少数执政的经验性叙事无疑有合理性，但解释力和解释域存疑，有必要重新审视两届少数政府的实践。原因有五方面。一是现有研究多聚焦少数政府是否以及如何为达成其宣称的社会目标而实施某一政策或采取某一行动，却对执政的阶段性实绩关注不足。两届少数联合政府均承诺为减贫、增加就业和乡村平等发展等投入更多公共资源，也都采取了实质性举措（如国民阵线政府实施“曼达尔委员会报告”）。两届政府也都在工业化、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不俗成绩，并惠及普通选民。然而，这些成绩不同程度地被忽视了，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1991年开启的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经济改革进程不可逆转，改革取得显著成绩是理所应当的。二是相关分析普遍忽视了第三力量少数政府在重塑或改进政治运行规则、干预存在竞争的领域以改进议会制和重塑央地关系方面的举措。三是在对外关系上，两届少数政府均在加强对外战略灵活性的同时，在次大陆尝试改善同邻国的关系，“邻国优先”政策正是由联合阵线政府发起并延续至今的印度地区政策，这些外交成就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当然，第三力量少数政府的很多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都是仓促出台的，加上执政时间短暂，施政过程中存在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掣肘的情况并不鲜见。四是虽然两届少数政府都为第三力量内部矛盾和运转失灵所困，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累积的执政实践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印式联盟政治愿景，这是对“以非主流政党为核心的少数联合政府缺乏国家治理理念”之评判的挑战。五是少数联合政府的先天性弱势、内部矛盾、外部支持政党的功利性及撤销支持的随机性等因素，制约了其决断力与行政效率，最终导致不得不解散政府并提前大选。这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持续性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但仍需承认一个基本事实：第三力量少数政府顺应时代需求，没有阻挠印度全球化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事实上，经济改革全面展开和深入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尤需指出的是，第三力量少数政府期间联邦层面逐步确立起一种可信度更高、效能更明显的印度教特性的民族主义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现代印度国族建构的持续动力。然而，印度政治精英们囿于选举政治的需要，没能适时引导印度教民族主义发挥正向作用，错失了形成更具进步意义、代表更广泛民众利益的政治联盟的良机。

第二，第三力量（阵线）最低共同纲领受意识形态多元性、目标临时性、功利性等因素影响，随时面临失灵失效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联盟破裂。即使对于单一政党而言，就根本宗旨、政策目标、策略选择等达成持久共识也并非易事，国大党、印度共产党、人民党都曾发生多次分裂。第三力量各党派基于非稳定性利益诉求和非严格规则而组建的松散联盟要达成上述共识更是难乎其难，这对组织决策者和功效评估者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总体上讲，选举政治生态下印度多党政治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议会运转逻辑，尤其在政治地方化、得票最多者优先组阁的议会制度下，“普力夺”式权力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多元性本就凸显的印度社会更加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印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依据语言和文化差异调整了地方邦行政区划，此举促使地方政党利用种姓、语言文化特性等进行选举与社会动员，并催生相应的种姓语言政党。多数胜选的选举规则也催生出特有且清晰的地方政党体系，其中两大主流政党在农村地区的权力竞争促成了印联邦层面政党制度的多重两极化，进而导致了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人民院碎片化进程。左翼力量的复兴和地方政党的兴起也某种程度上源自这一进程。当然，1991年启动的结构性和全球化取向的市场经济改革也加剧了印度政治的离心化趋势，多重因素叠加导致1990年代悬浮议会的出现。在多党竞争态势下，各政党不得不在谋求权力利益最大化和权力均衡之间审慎抉择，个别政党甚至功利性地频繁转换阵营，使塑造稳定的第三阵线、维系多党联合少数政府变得困难重重。

第三，就第三力量政党的产生背景来看，社会转型与权力结构调整是独立后印度政党创生或重塑的社会背景。前者表现为在以种姓制度为根基的严格等级社会向多元化、去等级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种姓制度惯性依然强劲；后者则表现为在议会联邦制框架内，央地关系正经历着深刻调整。印度政治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联邦制下地方主义走强、联邦威权初现式微迹象、地方事务与联邦议题转化互动的态势。在政党政治视域下，这种态势表现为国大党权势在联邦和地方两个层面同步式微和分化重塑，其他语言政党、宗教政党、种姓政党、落后阶级政党等各政党的政治社会影响力日渐提升，印度政党政治地图也因此经历了动态重组。除左翼政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和1950年代中后期语言建邦期间创立的阿卡利党、阿萨姆人斗争联盟等政党外，其他第三力量政党多是1970年代中期以后组建的，其政治参与和社会影响力提升同国大党式微、地方主义兴起与央地关系重构同步。

面临选举政治压力，第三力量在社会价值诉求、政治参与策略及路径选择上必须审时度势，往往会优先考虑即时目标的达成，甚至不惜政治投机。就连长期支持国大党并视之为利益守护者的表列种姓或部落、其他落后阶级及其政党在198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政治忠诚和认同上的变化。国大党不再是第三力量各政党唯一或首要选择，甚至可以被彻底抛弃。其原因有三：一是以全民党定位的国大党及其政党体制式微，尤其在地方的控制力和控制范围大不及从前。二是国大党作为表列种姓或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级守护者或代言人的政治—社会角色不断弱化。“保留政策”的实施培育了一批表列种姓（部落）和其他落后阶级的政治精英，构成了相关政党的组织领导基础。三是上述群体在“保留政策”呵护下的政治地位和社会状况有所提高和改善，但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除了“改宗转运”外，该群体更多依赖自我觉醒、身份政治来维护自身利益与社会地位，实践也证明了这种自我救赎的效果优于改宗。如1980年代创立的代表达利特人利益的大众社会党和代表穆斯林及落后阶级亚达夫群体的社会党在北方邦、代表达利特人和落后阶级及穆斯林群体利益的国家人民党和试图超越种姓政治的联合人民党在比哈尔邦、平民党在德里特区和旁遮普邦等地迅速崛起，这些政党以个体或联合形态参与社会变革的影响大幅提升，在选举中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绩。

显然，在印度议会制度框架下，表列种姓（部落）和其他落后阶级的社会认知能力提升与自主参与意识的觉醒，更有利于达成种姓平等、资源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平权目标，代表该群体的各型政党应运而生或改组重塑，并迅速成长为印度政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在1990年代，作为松散的政治聚合体，第三力量把印度联盟政治推向一个新阶段，联盟政治结构和文化形态已现雏形。进入21世纪，多种力量参与的联盟政治已演进为国大党和印人党两大主流政党竞争、第三力量政党以整体或个体身份灵活参与的政治格局。

第四，鉴于印度社会多元性和联盟政治生态，政治决断与决断质量对联合政府运行及效能影响深远。在实践中，核心决策者的政治判断质量对第三力量和印度联盟政治的作用明显。譬如，国民阵线核心领导层的权力争夺、谢卡尔退出人民党并另组新党（社会主义人民党），联合阵线政府超越互惠互利的外交传统而实施“邻国优先”政策，等等。1990年代，印度政治生态脆弱，权力结构重组，政党和派别数量大增，第三力量联合政府之少数特点、社会多元性、阵营归属和利益诉求的流动性等都限制了其做出严格意义上的理性算计与选择之可能性。如何分享权力并做出正确的政治决断？这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或执政联盟都是极具挑战的课题，第三力量少数执政的实践充分暴露了其先天性弱点。这一方面源于刻板的政治信仰，另一方面则是权力认知固化、笃信零和博弈思维使然。

印度当下的政党政治态势表现为：印人党大选三连胜没有改变多党参与并分享联邦和地方邦权力的政治格局，也远未形成稳定的印人党一党独大体制。加之政治地方化的持续发展，第三力量地方政党的功利性阵营转换在所难免，孕育两大主流政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甚至更多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土壤和种子始终存在。

五、结语

1999年大选以来，第三力量的整体参与和影响在联邦层面呈式微之势，各构成政党多以国大党盟友或独立党派、抑或混合身份（既是联盟成员，又独立参选）参与大选和联邦事务。在地方层面，除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泰米尔纳德邦等少数邦仍以整体阵线形态发挥政治和社会影响外，其他地方政党多以个体形态参与地方事务。2024年大选前，除4个中左翼政党隶属全国民主联盟外，第三力量其他骨干成员都选择了国大党及其联盟(INDIA)，这大致勾勒出当下印度的政治图谱和第三力量政治参与的外在形态。

关于联盟政治生态下第三力量的政治参与及前景，可做如下基本判断：国大党与印人党两大主流政党的全面竞争与弱势松散的第三力量以双重甚至多重身份灵活参与，共同构成印度联盟政治的基本形态。尽管政党联盟存在分化或重组的不确定性，但在联邦层面业已形成的主流政党及联盟之间纵横捭阖竞争、第三力量功利性和随机性参与的政治态势会相对稳定，也是一种政治常态。在地方层面，政治地方化则使多党竞争的政治图谱更为复杂，也为第三力量政党提供了更多参与机会、更适切的政治空间和参与路径。当然，这也对第三力量自我成长提出了挑战。在主流政党（联盟）竞争生态下，受地方化趋势走强和社会文化多元性、选举政治逻辑、联盟分合变奏、第三力量中左翼地方政党的功利性择盟归属等诸因素影响，印度政治运行与演进态势会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和多变无常。然而，第三力量的长期存续和灵活性参与仍是印度政治的基本属性，并在特定环境下发挥着不容小觑的社会影响力。

作者简介：随新民，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特聘教授 。

本文整理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6年第3期文章，原文标题为《联盟政治生态下印度第三力量的政治参与》

本期编辑：黄耀萱

本期审核： 杨春雪 单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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