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的4次非常规提拔，任命来得很突然，目的只为破局

新中国的开国将帅里有三位姓杨的上将水平极高、感情极好，并称为“三杨”。其中杨得志的年纪最大、党龄最老，杨成武、杨勇见到他时都会亲切地称呼“老杨哥”。

另外，若论中央的信任程度，“老杨哥”也能排在第一，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杨得志自参加革命后就长期在一线，没有像杨成武、杨勇那样在运动中被“打倒”；

二是每当组织在用人方面遇到麻烦，就会把杨得志调过去解决问题，即组织把杨得志当成了“破局”利器在使用，这样的情况还足足出现了四次！可见中央对他的信赖和认可。

而这四次“破局”，杨得志都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一、空降344旅，令骄兵悍将心服

344旅在抗战早期出现了很大的人员变动，且有过强烈的思想冲突，甚至朱老总前去坐镇都有人敢闹脾气。最终是中央钦点了杨得志过去出任旅长，局面才得以好转。

或许有人会奇怪，344旅不是隶属于115师吗？原红一方面军的部队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其实这里面或多或少有些“山头”的原因，344旅的前身是红15军团，由鄂豫皖出来的红25军、陕北的红26军、红27军合编而成，与中央红军的接触是长征结束才开始的。

他们本来就存在小“山头”，突然多出中央这个大“山头”压下来，344旅（红15军团）一些年轻干部最初就有些抵触情绪，与总部派来的领导干部亲近没那么亲近。

如果彼此能多磨合些时间，有政工干部努力做思想工作，那事情也能解决。但尴尬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为了与国民党达成一致，曾短暂取消过政委制度，这就导致部队思想出现松动，尤以344旅为重。

所以在恢复政委制后，组织第一件事就解决344旅的思想问题。《黄克诚传》说过：344旅的团、营、连各级干部普遍比较年轻，大多在25、6岁左右，687团副团长田守尧就只有22岁。

年轻就意味着容易情绪化、容易个人主义，徐海东是可以镇住他们，但徐身体不好，中央遂任命黄克诚为344旅政委，把部队带回正轨。

但黄克诚去旅部上任时就吃了个“下马威”，大多数干部态度冷淡，鼓掌稀稀拉拉。黄克诚不在意，往后的日子一直耐心教育，只可惜效果并不大。到1938年发生的两件事，更是让344旅内部爆发了巨大的冲突。

一是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叛逃了，二是344旅在温塘战斗、町店中都没打好，朱老总亲自前来整训。

徐海东本就健康问题严重，亲信叛逃、上级批评让他压力更大，遂主动要求回延安休养，得到朱老总的批准。他一走，谁来接任旅长呢？

时任344旅687团团长的田守尧自荐，朱老总知道他是红25军的老人，在部队里有威望，点了这个头。但主持八路军工作的彭老总有不同意见，344旅已经有危险苗头，不能再这样下去。

结果消息传回344旅，田守尧闹了一通脾气，送别徐海东的宴会都不出席。这哪像个党员的样子？朱老总要求344旅召开党委会批评田守尧，结果大部分人都保持沉默。

朱老总终于忍不住，把大家都训了一通，田守尧才做出检讨。

而这些警惕事也让中央更加“山头主义”，毛主席和朱老总商量后，决定调343旅685团团长的杨得志去344旅当旅长。

344旅的干部们不外乎有两点心理优势，一是年轻，二是能打。

杨得志也年轻啊，才27岁，杨得志也能打啊，历次反“围剿”、长征都立功无数，指挥强渡大渡河更是扬名全军。论资历、年纪、战绩，他足以压住344旅那些骄兵悍将。

杨得志到任后，跟黄克诚一起着手改造部队，他们多次召开党委会，召集团以上干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刀阔斧地整顿山头主义。

后来发生的历史证明，杨得志和黄克诚干得非常好，除理论外，他们还从实际出发积极推动全旅的作战理念，从运动战转为游击战。用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总算把344的风气扭转过来。

二、被留晋察冀，挑起军事大梁

日本投降后，杨得志奉命率晋冀鲁豫一纵奔赴东北，但还没等他们动身，国民党军就向邯郸地区进犯，为保卫根据地，一纵奉命留下来阻敌。

等此战获胜、短暂休整过后，一纵踏上出关之路，只是行至河北蓟县时，局势已经大变样，道路已经被封锁，一纵只好留在晋察冀，先后参加承德保卫战、张家口保卫战。

毕竟他们是晋冀鲁豫的部队，没去成东北，刘邓就多次催促回归。1946年12月，一纵在政委苏振华的带领下返回，杨得志却被聂荣臻留下了，并且不久还让他担任了晋察冀野战军的司令员。

这就奇怪了，聂帅为何放着本土干部不用，非让外来的杨得志来挑大梁呢？其实这也很无奈，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在傅作义手上接连吃了败仗，甚至连首府张家口都丢失，士气非常低迷。

聂帅和晋察冀的代表将领杨成武搞建设是一把好手，但先前的失利已经证明了一些事情，所以必须要有一位资历足够的军事干部来指挥。

看来看去，只有杨得志最合适，前来整训的朱老总以及聂帅都对他报以期望，给予他很大的军事自主权。

杨得志也没有让人失望，通过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精锐，一扫先前的颓势、成功夺回战场的主动。

三、调济南军区，改变以往任命规则

解放战争时期，我各大野战军都有自己的作战任务，一野解放西北，二野解放西南，三野解放华东，四野解放中南。按照惯例，哪支部队解放的区域，军政主官就由该部队的人担任。1955年六大军区重新划分为十二大军区后，情况也基本如此。

但济南军区是个例外，其是由原华东军区分出、由三野解放的，中央却任命杨得志为首任司令员。这看着不符合常理，实则有深层考量。

一来杨得志对山东的情况也很熟悉，他曾长期在冀鲁豫工作，能很快上手；二来中央也是希望遵循“五湖四海”原则，毕竟局势已经相对和平，有些问题需提高警惕。

杨得志到任后，也是凭借超强的能力将济南军区打理得井井有条，没有引发任何问题。中央见此法可行，后续也越来越多不同系统的干部调到不同的军区。

四、任总参谋长，协助百万裁军

1979年末，邓公将精力都用在了建设方面，决心辞去总参谋长一职。随后多位首长推荐了接任人，有意思的是，候选者正好是“三杨”。

最开始是聂帅推荐了杨成武，早在1965年到1968年间，杨成武就担任过代总参谋长（实际行使总参谋长的职责），对总参的工作非常熟悉，他接任的话可以很快上手。

但聂帅写信给军委说出自己的看法后，军委会议上有几个人都反对杨成武接任总参谋长。一方面杨成武曾遭受过打击，他身上的案子还没彻底查清，担心将来会出什么问题；

另一方面杨成武曾是二办负责人，二办主要负责军队高级将领的案子，彭、贺两位元帅及罗大将的专案组都在二办之下。

不少老干部在回忆录里都记载了二办的遭遇，因此杨成武这位曾经的负责人，也受到别人的异议。那没办法，只能另择人选。

邓公随即推荐了杨勇，其实邓公一直都觉得杨勇适合接总长的班，早在1977年9月，邓公就让杨勇担任了副总长、总参党委第三书记，协助自己工作。

几年下来，杨勇的工作能力让邓公满意，甚至邓公都已经决定让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到总参去协助杨勇工作了。

然而杨勇曾在“三查三整”活动中坚持原则，得罪了一些人，那些人不愿意看到他成为总长，因此一时间流言蜚语多了起来，甚至有寄匿名信举报的。

有人举报必然要查，总参却不能长期没有人主持，所以杨勇也遗憾错过。

两次举荐都遭来了议论，似乎无论选谁都会有反对意见，那怎么办呢？思来想去，最终中央决定把杨得志调上来。

杨得志在资历、威望、战功、能力、为人等方面都足够，并且他几十年来都在大军区当司令员，没有进入中枢，这样也没得罪太多人。

换言之，他就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总参人选，硬条件、软件都符合。所以，1980年杨得志走马上任，成为“三杨”里最后负责总参却又是唯一的一位正式总参谋长。

后来杨得志在杨勇的协助下，大力精简总参，后来还进行了大裁军、组织大规模演习和阅兵，每次都干得非常出色。1987年，完成历史使命的杨得志功成身退，成为开国将帅里担任总长时间最长的一位。

纵观杨得志这四次任职，都是突然调动、非常规任用，组织除了对他信任外，也有冒险的成分在里面。

所幸，杨得志每次都没有辜负期望，成功破局。而他本人这一生也非常顺利，没有遭遇过特别大的打击，如此人生，实乃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