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为何与前妻韩俊芳离婚？拿稿费回家像做贼，个性太强不自豪

1990年代初，陕西一间普通民政办公室里，贾平凹和韩俊芳面对着一张离婚登记表，迟迟没有落笔。工作人员问两人究竟因为什么闹到这一步，他们一时竟说不清。争吵太多，积怨太久，真要概括，似乎只能写下四个字：感情破裂。

这段婚姻曾经并不缺少爱情。两人同为陕西丹凤县棣花镇人，早年便相识。贾平凹后来到西北大学中文系求学，韩俊芳进入丹凤县剧团工作。一个爱写文章，一个登台演出，彼此都有吸引力。

那时的贾平凹，认准了韩俊芳。家里人并不赞成，他仍多次到剧团找她。韩俊芳下乡演出，他便买票追过去。雨天也等，吃闭门羹也不走。韩俊芳一度狠下心避开他，可这份执拗没有消退，反而成了两家最终松口的重要原因。

婚后的生活，却没有按照恋爱时的样子延续。韩俊芳承担了大量家务，把家里大小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买菜、做饭、缝补、待客，几乎都由她操持。贾平凹可以安静写作，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家中有人替他挡住了琐碎。

问题也从这里埋下。

韩俊芳看重的是日子能不能过稳，亲戚往来是否妥帖，孩子有没有照顾好。贾平凹则越来越在意精神上的交流。他希望妻子能够理解文学，理解他的苦闷，甚至和他谈谈作品、人生以及内心的变化。

这种要求在作家看来或许并不算高，在整日忙于灶台和家务的人听来，却容易变成另一种压力。韩俊芳不是没有付出，而是她的付出集中在生活层面；贾平凹不是不顾家庭，而是他期待的回应并不在柴米油盐之中。

有意思的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韩俊芳认为，丈夫连一斤米、一两油的价钱都不清楚，却常常替亲友许诺借钱，最后还要她想办法维持家用。贾平凹却觉得，自己辛苦写作换来的收入，回到家中还要处处解释。

据相关回忆，贾平凹曾向朋友抱怨：“我拿稿费回家，像小偷偷钱一样。”这句话未必能概括全部事实，却很能说明他的心理感受：稿费本应是写作价值的体现，在家庭关系里却成了容易引发争执的东西。

韩俊芳也有自己的难处。她并不欣赏丈夫把文学看得那么重，更不认为读书写作能够替代现实生活。她愿意让丈夫专心创作，却不愿意因此被要求改变性格、提高所谓的精神境界。

两人的差异，到了后来便不只是生活习惯不同，而是判断事情的标准不同。贾平凹追求灵魂上的靠近，韩俊芳要求婚姻中的可靠。一个希望被理解，一个希望被体谅，谁都觉得自己已经让了很多。

矛盾真正公开化，与一位姓夏的演员有关。她曾参与贾平凹作品改编的影视项目，两人因文学和人物塑造产生交流。公开说法中，两人被认为是工作与朋友关系，并没有确凿材料能够证明存在婚外情。

但婚姻里的猜疑，往往不需要一份完整证据才会出现。韩俊芳感受到丈夫对这位女性的欣赏，也听到过“善解人意”“气质出众”之类的评价。相比之下，她长期在家中忙碌，却很少得到同等意义上的肯定，心里的失衡便越来越明显。

据流传的讲述，韩俊芳曾要求贾平凹交出家门钥匙。贾平凹随后搬到县计生委的一间写作室暂住。朋友们轮番劝和，双方却都不愿先低头。

有人劝贾平凹认个错，他反问：“我没有做过的事，怎么承认？”在他看来，承认出轨不仅是否定自己，也可能让无辜的工作伙伴承担名声上的后果。韩俊芳听到的，却是丈夫始终没有真正理解她的不安。

冷战持续了八个多月。亲朋好友并非没有努力，问题是两人争执的表面是某个演员，底层却是多年累积的不信任。只处理一场争吵，解决不了长期的性格冲突。

办理离婚时，工作人员还劝他们不要因为小事分开。韩俊芳沉默许久，说：“就写感情破裂吧。”这不是一句能够解释全部婚姻的答案，却是两个人在当时最容易写下的答案。

离婚后，贾平凹仍牵挂母女二人的生活。他曾对朋友说，自己最担心的是她们以后怎么过。离开共同生活多年的城市时，他也流露出强烈失落。韩俊芳听到这些话后同样难过，但难过并没有改变她的决定。

两人后来没有重新登记结婚，却没有彻底割断亲情。女儿贾浅浅的婚礼上，父母仍能坐在一起。家中老人去世时，贾平凹也会出现。夫妻关系结束了，长期相处形成的责任、熟悉和牵挂却没有同步消失。

《废都》出版于1993年，书中人物关系和城市生活引发过广泛讨论。有人把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韩俊芳联系起来，但文学人物不能简单等同于现实中的某个人。作家会从生活取材，却会经过重组、变形和想象，不能据此断定作品就是婚姻的直接记录。

贾平凹和韩俊芳的离婚，难以归结为一次争风吃醋，也不能只用“个性太强”四个字解释。一个把精神交流看得很重，一个把家庭责任看得很重；两种需要都真实存在，却没有找到能够同时容纳彼此的方式。

他们曾经相爱，也确实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遗憾的是，爱情没有自动转化成理解，付出也没有自动换来认可。离婚证上的四个字很简单，写完之后，留下的却是女儿、亲友、老人和十几年共同生活交织出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