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陈诚病逝，三条遗言引发国民党质疑，周总理：陈诚是爱国的人

1965年3月5日，台北陈诚官邸，病榻上的陈诚已经无法进食，肝部疼痛不断加剧。窗外有人进出，屋内却异常安静。这个曾任国民党“副总统”、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副总裁的将领，正在交代人生最后几句话。

陈诚，字辞修，1898年出生于浙江青田。与许多凭显赫家世起步的人不同，他早年并不显眼，身材不高，容貌普通，却有一股沉默而坚韧的劲头。黄埔军校成立后，他进入军中任职，逐渐从基层军官走到蒋介石身边。

关于他受到蒋介石重视的经过，流传最广的是一次夜间查哨。蒋介石发现屋内仍有灯光，推门后看见陈诚正在借微光阅读《三民主义》。蒋介石问：“你是哪里人？”陈诚回答：“学生陈诚，浙江人。”这件小事未必足以解释全部，但陈诚勤勉、守纪、少言的形象，确实由此进入了蒋介石的视线。

在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部争斗中，陈诚升迁很快。蒋介石曾说过“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这句话未必是正式文件中的评价，却反映出两人长期形成的依赖关系。陈诚擅长整军和处理军务，蒋介石则需要一个能够执行命令、又能独当一面的副手。

不过，信任并不等于没有分歧。1931年，邓演达被捕后，陈诚曾为这位旧日关系密切的同僚求情。邓演达后来被处死，陈诚对此颇为不满，甚至一度提出离开军职。蒋介石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双方关系也因此留下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陈诚最终仍留在蒋介石阵营，并在抗战及战后政治中承担重要职务。他与谭祥结婚后，夫妻共同生活多年，育有六名子女。谭祥很少介入政治，却长期承担家庭事务。陈诚常年奔波军政之间，家中许多事情，实际都由她维持。

1947年，陈诚接任东北行辕主任。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战场面临严重困难，军政矛盾、后勤混乱和民心变化交织在一起。陈诚身体本就不好，旧病复发后离开东北，到台湾休养，后来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此后，他与台湾的政治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时，陈诚的态度并非毫无犹豫。一方面，他长期追随蒋介石；另一方面，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岛内军政力量的复杂关系，也让他明白，台湾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摆布的地方。蒋介石抵台后，陈诚继续承担稳定局势的任务，二人的关系由私人信任转为共同维持政权。

1954年，陈诚出任台湾当局“副总统”。1957年，他又成为国民党副总裁。到1963年，他同时担任“副总统”、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副总裁，权力达到顶峰。也正因为身处核心位置，他的一言一行都带有明确的政治分量。

值得一提的是，陈诚并没有接受美国推动“两个中国”的方案。1961年，他主持阳明山会议，讨论台湾经济与政治问题时，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分裂中国的安排。美国方面试图借助对台政策扩大影响，陈诚没有顺着对方的意图行动。

周恩来了解陈诚的立场。1961年陈诚可能代表蒋介石赴美时，周恩来曾关注美国借机挑拨台湾内部关系的企图，并希望蒋介石父子与陈诚保持团结。后来周恩来评价陈诚：“陈辞修是爱国的人，可惜他身体不好。”这句评价，重点并不在于肯定陈诚的全部政治选择，而在于承认他反对“两个中国”的态度。

1964年秋，陈诚出现持续腹泻和明显消瘦，检查后被诊断为肝癌。家人和医生起初没有把真实病情告诉他，只说是肝硬化。进入1965年后，他的身体迅速恶化，即便疼痛难忍，也很少主动喊叫。蒋介石得知病情后，要求医院尽力救治，并让在海外读书的陈诚子女回台探望。

3月3日，陈诚已经不能进食。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交代，他沉默片刻，只说：“国家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随后，他让工作人员离开房间，把长子陈履安叫到身边，口授了三条遗言。

遗言的内容是：希望同志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不要消极，全国军民共同患难；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仍大有可为。

这三条话共六十六字，却没有出现当时国民党文件中常见的“反攻大陆”表述，也没有直接使用“反共”口号。它更像是一个长期身处权力中心的人，对组织涣散、内部争斗和政治前途的忧虑。因此，遗言公布后，国民党内部有人认为措辞不合时宜，主张修改。

谭祥没有同意。她清楚，陈诚在病中虽然虚弱，神志却并未完全混乱。她对来人说：“要发表，就照原件；若不能照原件，宁可不发表。”这份坚持，使遗言保留了原貌。蒋介石得知后，最终批示：“照原件发表公布。”

3月5日晚7时05分，陈诚在台北病逝，终年67岁，按周岁计算为66岁。蒋介石发布治丧命令，台湾当局举行公祭，蒋经国称陈诚是追随多年的导师。陈诚去世后，国民党也不再设置“副总裁”一职，这个安排本身，已经说明他在党内所处的位置十分特殊。

陈诚生前留下“火葬、不占地”的意愿。1993年，其子陈履安与家人商议后，将遗骸火化，安放于高雄佛光山灵光塔。至于那三条遗言，它们没有改变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却因为没有照搬当时最强硬的宣传口号，成为陈诚晚年政治立场中最受争议、也最耐人寻味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