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4年10月，贵州石阡甘溪镇困牛山，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奉命断后。山下敌军越聚越多，山上枪声渐稀，这支部队像被山林吞没一样，从红六军团的行军序列中消失了。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红军方面只知道第五十二团完成了掩护任务，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去了哪里。没有完整的突围报告，也没有确切的被俘名单，更没有能够及时送出的战斗经过。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失联。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红六军团先行离开湘赣苏区，向湘西方向转移，承担着牵制敌军、寻找通道和接应主力的重要任务。任弼时、萧克等人率部行动，沿途不断遭到湘、桂、黔军队的堵截。
红六军团并非一支仓促拼凑的队伍。经过中央苏区多次战斗锤炼，官兵有较强的机动和突击能力。敌军几次阻拦未能奏效，反而使红军逐渐深入贵州。也正因为推进较快，部队与敌情之间的距离被不断压缩。
石阡一带山高路险，沟壑纵横。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甘溪附近遭到多路敌军夹击。敌人一度后撤，给人造成防线松动的假象，红军进入山区后，才发现周围的枪声越来越密。
“敌人不是败退，是在等援兵。”
这句话虽无法确定出自哪一位指挥员，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险境。等红军察觉合围迹象，正面道路已经被封锁，侧翼也出现敌军。部队只能在山地中寻找缺口，掩护机关和主力撤离。
困牛山成了突围行动中的关键位置。
第五十二团被安排承担阻击任务。这个任务并不显眼，却极其危险：既要挡住追兵，又不能过早暴露主力的撤退方向。团部把兵力分散到山梁、石缝和林地之间，利用地势反复射击，迫使敌军不敢贸然推进。
战斗持续后，红军伤亡增加，弹药和粮食也难以补充。敌军占据山下道路，红军若强行下山，极有可能与主力一样陷入夹击；继续留在山上，又会因缺水少粮而失去战斗力。
有意思的是，敌军并没有立即发动总攻。困牛山地形陡峭，正面仰攻代价很大，他们更愿意把红军困在山上，等其自行崩溃。第五十二团没有退路，只能依靠有限的弹药守住阵地。
红军战士多来自贫苦家庭，对山下百姓并不陌生。敌军后来强迫当地群众走在队伍前面，试图借百姓身体遮挡枪火，逼迫山上的红军投降。这一招击中了最艰难的地方：开枪，可能伤及乡亲；不开枪，部队就无法突围。
“不能打老百姓！”
山上的红军没有向人群开火。敌军借此逼近，战斗空间被一步步压缩。第五十二团官兵边打边退，最后被迫退到悬崖附近。此前的战斗已经使部队损失惨重，能够继续作战的人只剩一百七十余名。
劝降随之而来。敌军许诺官职和待遇，要求红军放下武器。对于这些经历过苏区斗争的战士来说，投降不仅意味着个人苟活，也意味着接受对方对革命队伍的处置。谈判没有结果，枪声再次响起。
随后发生的惨烈一幕，成为困牛山最难以磨灭的记忆。红军官兵宁可跳下悬崖，也没有向敌军屈服。部分战士坠入深处，当场牺牲；少数人被藤蔓、树木或松软土层托住，侥幸活了下来，但留下终身伤残。
敌军离开后，当地群众冒险上山寻找遗体。许多烈士无法辨认姓名，村民便按照当地习俗掩埋。由于战事混乱，消息无法传回，红六军团只知道第五十二团没有按约定归队，却不清楚全团究竟遭遇了什么。
这也是“失踪”形成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老红军和地方群众多次反映困牛山的情况。有关方面曾先后组织调查，希望沿着当年的行军路线寻找线索。可是近几十年过去，战场地貌变化，亲历者相继离世，调查一度没有突破。
2002年，调查人员杨又铸再次来到石阡。他没有只查档案，也没有停留在传闻上，而是走访村中老人，反复核对山名、路线和祭祀习惯。几位年逾七旬的老人终于提到，村里每逢重阳节祭拜的并非本族祖先，而是当年在困牛山牺牲的红军。
老人带着调查人员来到山崖下方。一块岩石上，留有“红军跳崖殉难处”的字样。当地人口述的战斗细节，与红六军团第五十二团失联的时间和地点逐渐对应起来，尘封多年的线索终于接上了。
后来查明，这支部队不是凭空消失，也不是全部被俘，而是在掩护主力转移时被敌军围困，因不愿向群众开枪，退至绝境，最终以极其惨烈的方式结束战斗。那份迟到近七十年的答案，解释了红六军团为何始终等不到第五十二团归队，也让困牛山上的无名坟茔有了明确的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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