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50年6月，北京一家医院里，任弼时刚被推进手术室，周恩来却在这时赶来探望。门外没有等候的病人家属，只有陈琮英陪着。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周恩来即将赴苏联商谈相关事务，行程很紧。
陈琮英后来回忆，周恩来没有在医院久留，只叮嘱她不要过分担心，还说会设法寻找更好的治疗办法。临走时，他像往常一样交代：“照顾好弼时，我回来再看他。”
这句话，任弼时没有亲耳听到。手术结束后，陈琮英把周恩来来过的消息告诉了丈夫。任弼时沉默片刻，反而松了一口气：“没见他正好。”
听起来有些奇怪。两人是并肩多年的战友，周恩来还曾设法营救过任弼时。任弼时为何不愿见他？答案并不复杂：他不想让周恩来看到自己躺在病床上，更不愿让这位老战友为自己的病情分心。
任弼时早年两次被捕，周恩来都参与了营救。1928年，任弼时在安徽巡视工作时遭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他以纸庄学徒身份应对审讯，敌人没有搜到确凿证据，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要求设法把人救出来。陈琮英借助长沙伟伦纸庄的关系，请律师出面，以任弼时是纸庄学徒为理由进行辩护。经过交涉，任弼时最终获释。这场营救并非靠一句话完成，而是组织、家属和社会关系共同周旋的结果。
1929年11月，任弼时又在上海被捕。这次他身上只有一张电车月票，便化名“彭德生”，称自己是从江西来上海谋职的青年。面对酷刑，他仍坚持说自己只是走错了地方。
周恩来再次介入。经人牵线，请上海律师潘震亚出庭辩护。法庭上，任弼时故意装作不明白政治问题，潘震亚则抓住“走错地方”这一点反问：既然人会记错门牌，为什么不能允许一个普通青年犯同样的错误？最终，任弼时被无罪释放。
两次牢狱折磨，已经损害了任弼时的身体。组织原本希望他休养，可他却说，自己在监狱里已经“休息够了”，现在最需要的是工作。这种性格，后来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长征途中，任弼时经常头晕、手脚麻木，却很少主动减轻任务。物资匮乏时，战士们把皮带切成小段煮食，他还笑称那是“煮牛肉”。一次夜间行军，他走在队伍前面探路，脚掌被竹签刺穿，仍咬牙拔出，避免拖慢行军。
1948年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后，任弼时的高血压和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周恩来住在他附近，既方便工作，也便于照看。任弼时却常常在会议中晕倒，醒来后仍要继续处理文件。
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在西苑机场阅兵结束不久病倒。毛泽东只得要求他停止工作，到玉泉山休养。任弼时最不适应的，正是“没有工作”。他每天只能读报十五到二十分钟，头晕后便让秘书替他念电文。
听到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的消息，他情绪激动，医生赶紧提醒他不能大喜大悲。散步时，他还发现警卫人员养的鸭子损坏了百姓庄稼，立即让人把鸭子移走，并向老乡道歉。病中的任弼时，仍把群众利益看得很具体。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任弼时因病未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来病情稍稳，他赴苏联治疗。1950年5月回国后，毛泽东同意他试做工作，每天不得超过四小时，主管中央组织部和青年工作。
可任弼时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节奏，常常伏案八小时，住院后还参加深夜会议。身体一次次发出警告，他却总觉得国家刚刚建立，事情不能等。不得不说，这既是责任感，也带有明显的自我消耗。
1950年10月，任弼时终于登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补上了去年的遗憾。但仅仅过了二十多天，他的病情突然恶化。10月25日，医护人员和苏联专家全力抢救，中央领导人陆续赶到医院。
那时任弼时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用眼神回应周围的人。10月27日12时36分，这位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因长期高血压及脑血管、心脏等疾病并发恶化，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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