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去世，张茜告诉毛主席：张伯驹有贡献没工作，主席：安排工作

1972年1月10日，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毛泽东来到会场后，注意到一副署名张伯驹的长联。联中写陈毅“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又以“有功于天下”概括其一生。毛泽东询问，张伯驹是什么人？

周恩来介绍说，这是一位民主人士，也是陈毅生前的朋友。张茜随即补充：张伯驹就是向国家捐献《平复帖》等重要文物的人，如今没有工作，在北京的生活和户口也没有完全落实。

据国务院参事室公开资料记载，毛泽东听后说：“过问一下，尽快解决。”这句话落实到具体事务上，就是给张伯驹安排适当工作，解决生活困难。

十一天后，张伯驹收到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聘书。

然而，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偶然照顾。那副挽联背后，连着一位爱国收藏家的半生选择，也连着陈毅多年来一直放不下的一位老朋友。

## 他把家产换成古画，又把古画交给国家

张伯驹出身富裕家庭，年轻时做过金融工作，却把大量财力用在收藏古代书画上。

他收藏并不是为了待价而沽。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大批珍贵文物流散海外。张伯驹亲眼看到这种局面，逐渐形成一个明确想法：重要文物既然流传到了自己手中，就不能再流出中国。

为了得到西晋陆机《平复帖》，他多方筹款。后来购藏传为隋代展子虔所作的《游春图》时，他又不惜变卖宅院。旁人看到的是一个富家子弟不断散尽家财，他在意的却只有八个字：

“予所收蓄，永存吾土。”

《平复帖》是现存年代最早且较为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游春图》则是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一旦流失，损失的不是一家一姓的财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和夫人潘素没有把这些珍品留作家传。

1956年，夫妇二人从多年收藏中选出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诸上座帖》等八件珍贵书画，无偿捐献国家。故宫博物院当年的文物入藏记录，也明确记载了这批捐赠。

其中任何一件，放到文物市场上都足以换来优裕生活。张伯驹却把它们交给国家，自己留下的只是文化部颁发的一纸褒奖状。

所以，张茜在追悼会上提到的“有贡献”，不是一句泛泛评价。她说的是一个人曾经变卖自己的房产，守住民族文化瑰宝；又在国家需要时，主动把珍藏化私为公。

可这样一位老人，晚年的处境却很艰难。

## 陈毅替他找过一次工作，十一年后仍在惦记

张伯驹与陈毅相识后，因诗词、书画、京剧和围棋结下友谊。两人经历不同，一个是久经战火的革命家，一个是旧式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名士，但在保护民族文化、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他们有着相通之处。

张伯驹被错划为“右派”后，原有工作受到影响。1961年前后，陈毅了解到他的困难，向吉林方面作了介绍，希望当地能够量才使用。

吉林有关方面原本考虑请张伯驹教授书法和艺术史，后来认为，他的文物鉴定能力更适合博物馆，便安排他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潘素则到艺术院校任教。张伯驹后来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参与鉴定、整理和征集古代书画。

这次安排不是单纯给一个朋友谋生计。

当时吉林省博物馆的古代书画收藏基础还比较薄弱。张伯驹到任后，参与审定藏品，帮助物色重要作品，并把自己收藏的部分书画捐给当地。他所建立的鉴定、征集思路，使吉林省博物馆的书画收藏逐渐形成体系。

多年以后，吉林省博物院专门设置张伯驹馆，纪念他对当地文博事业的贡献。

陈毅替张伯驹安排的不是一个空头名义，而是把一个人的专长放到了真正需要它的地方。张伯驹也用实际工作证明，陈毅没有看错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伯驹再次受到冲击。他被停止工作，后来离开吉林。夫妇二人辗转回到北京后，工作和户口迟迟未能妥善解决。年过七旬的张伯驹身体不好，收入没有稳定来源，潘素同样处境困难。

陈毅此时也已重病住院，能够为老朋友奔走的空间越来越小。张伯驹得知陈毅遭受冲击，曾写信慰问；陈毅病重期间，也仍关心张伯驹夫妇的处境。

于是，陈毅去世后，张伯驹写下那副长联。它既是对一位开国元勋的悼念，也是一个老朋友对另一个老朋友的告别。

谁也没有料到，长联会被毛泽东注意到；更没有料到，张茜会在失去丈夫的悲痛时刻，把陈毅未能办完的牵挂说出来。

## 十一天后的聘书，其实已经走了三个月

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得到落实。

1972年1月21日，国务院正式聘任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潘素也随同回京安置。张伯驹的工作、生活和户口问题由此得到解决。

从1月10日追悼会到1月21日收到聘书，只有十一天。这个结果看起来像是毛泽东在灵堂中的一句话，立即改变了张伯驹的晚年命运。

但后来披露的档案材料，使这件事有了更完整的一层含义。

早在1971年10月26日，张伯驹便已致信周恩来，反映自己的困难。周恩来作出指示后，中央文史研究馆派人到长春调查。12月8日，有关方面已经形成《关于张伯驹政治历史情况的报告》，正式建议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并按程序报请审批。

也就是说，在陈毅追悼会举行以前，周恩来已经着手处理张伯驹的问题。那张聘书不是凭空出现的，背后已有调查、报告和审核。

但追悼会上的谈话仍然重要。

张茜当面说清了张伯驹对国家的贡献，毛泽东又明确要求“尽快解决”，使一件已经进入办理程序的事情得到了鲜明支持。周恩来此前的安排、毛泽东在追悼会上的表态以及张茜对老朋友处境的说明，最终在同一个结果上汇合。

这也重新解释了所谓“安排工作”：它不是随意给一位名士安放一个位置，而是承认他的文化贡献，让一位真正有专长的人重新获得为国家工作的机会。

陈毅生前曾把张伯驹送到吉林，使他的鉴定才能变成一座博物馆的收藏基础；陈毅去世后，张茜又替丈夫说出了未了的牵挂。十一天后送到张家的聘书，因此不仅是一项工作安排，也像是对陈毅与张伯驹多年交往的一次回声。

张伯驹晚年进入中央文史研究馆，继续从事诗词、书画、戏曲和文史研究。他当年交给国家的《平复帖》《游春图》等珍品，今天仍收藏于国家文博机构，成为公众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物。

一个人的贡献，究竟应该只在顺境中被看见，还是更应在他身处困境时得到公正评价？如果你身在当时，面对一位经历复杂却确有专长、对国家文化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人，你会选择谨慎搁置，还是在调查清楚后尽快安排他发挥作用？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