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离不开这三位军团长，他们是谁？

1934年10月，江西于都河畔，中央红军开始集结。夜色下，渡船一趟趟往返，战士们带着简单行装，离开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没人知道这次转移要走多远，更没人能预料，队伍中许多人此后再也无法回到出发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并不是一场从容不迫的行军，而是在敌军重兵追击下，边战边走、不断寻找生路的突围行动。能否保存主力，关键不只在于总体决策，也在于各部队能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顶住压力。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接连突破敌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到了湘江一带，战局骤然恶化。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湘江战役打得极其惨烈，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血的代价，迫使红军重新审视原有的行动方针。

此后，部队进入贵州。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遵义会议召开，党和红军的领导与指挥逐步发生重要变化。红军不再机械地执行脱离实际的军事计划，而是更多依靠战场判断，主动寻找敌军薄弱处。

在这场艰难转折中，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承担了不同任务。它们不是简单地排成一列向前推进，而是有的负责突击开路，有的承担中枢掩护，有的留在后方阻击追兵。三位军团长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些具体任务中体现出来。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年仅二十多岁时便已在多次战斗中崭露头角。他指挥部队行动迅速，善于利用地形和敌军部署中的空隙。长征途中，红一军团经常担任先头部队，任务看似是“走在最前面”，实际却意味着最先接触敌情，也最容易陷入未知的险境。

1935年1月，红军北渡乌江，进入遵义；四渡赤水期间，部队数次调动方向，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一军团在其中承担了重要突击任务。林彪并非每次战斗都亲自冲锋，但他需要迅速判断敌情，安排部队争取渡口、道路和制高点。

有一次，部队面对敌情变化，前进还是停留，往往只能在极短时间内决定。军令传达到基层，不能含糊。红一军团的作风，正是在这种反复机动中磨炼出来的：动作快，执行坚决，遇到硬仗也不轻易退让。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承担的则是另一种压力。中央纵队中有大量机关人员、伤员、物资和通信设备，行动速度不可能始终保持一致。红三军团既要投入战斗，又要在关键地段掩护中央机关，稍有疏忽，后果便可能十分严重。

彭德怀的指挥风格鲜明，重视战场实际，也敢于承担责任。红军强渡大渡河、通过彝族地区、翻越夹金山之后，面临的并不只是敌军，还有道路险恶、粮食短缺和部队疲劳。红三军团在许多关键时刻承担阻击与掩护任务，为中央纵队争取了时间。

“部队不能乱，机关更不能乱。”这类要求看似朴素，却是长途转战中的硬道理。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多次投入硬仗，既保证部队能够继续前进，也尽量减少中央机关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

真正容易被忽视的，是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红五军团主要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而来，官兵有旧军队背景，却在革命战争中逐渐完成了思想和作风的转变。长征开始后，它经常担任后卫，掩护主力撤离险境。

后卫部队最苦。前方部队可以选择道路，后卫却必须在敌人追上来之前完成阻击，还要收容掉队人员，转移伤员和物资。撤退并不等于仓促逃跑，什么时候交火，什么时候脱离，怎样避免被敌军咬住，都需要极强的组织能力。

董振堂带领红五军团多次完成阻击任务，红五军团也因此获得“铁流后卫”的称誉。这个称号不是宣传口号，而是用一次次战斗换来的。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损失严重，后卫部队所承受的压力尤其突出。

需要说明的是，董振堂并没有在长征途中牺牲。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基本结束。1937年1月，董振堂在西路军高台战斗中牺牲，地点在甘肃高台。把他的牺牲时间说成长征途中，并不准确，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红军重要将领和后卫指挥员的历史地位。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堵；同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此后，红军又经历直罗镇战役等战斗，逐步在陕北站稳脚跟。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从于都出发到陕北落脚，中央红军付出了巨大牺牲。准确数字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能够走完全程的官兵只是出发队伍中的一部分。林彪负责突击开路，彭德怀承担中枢掩护，董振堂守住后方退路，三支部队各有职责，又彼此配合。

长征不是一条预先铺好的道路。前方有敌军，后方有追兵，山河与饥饿同样构成威胁。正是在这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压力下，三位军团长用各自不同的指挥方式，帮助中央红军保住了骨干力量，也为最终到达陕北争取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