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万字长文：AI用得越多，批判性思维越弱；大量初级岗位可能永久消失；人类必须立即开始行动

文比尔·盖茨

微软联合创始人

编译王靖扬

来源：《管理视野》编辑

人工智能正在从提效工具变成足以改变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关系的基础性力量。与过去的技术革命相比，这一次变化可能更快，也更难为人类留下充足的适应时间。

比尔·盖茨在近日发布的万字长文中表示，AI第一次展现出替代乃至超越人类部分认知能力的可能。这不仅会影响制造业和体力劳动，也将迅速进入法律、医疗、软件、客服等知识密集型行业。

大量初级和中级岗位可能永久消失，年轻人的职业入口首当其冲。

网络攻击、深度伪造和生物安全风险也可能随着技术门槛降低而被进一步放大。

AI陪伴和教育正进入生活，提供帮助之余，它们也可能削弱人们建立真实关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盖茨并不因此否定AI。相反，他认为AI有望加快药物、清洁能源和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降低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的获取成本，甚至成为缩小全球不平等的有力工具。

问题在于这些收益不会自然惠及所有人。

技术进步的方向或许很难逆转，但收益如何分配、风险由谁承担、哪些工作仍应留给人类，依然取决于今天的制度选择。

在这篇文章中，盖茨提出建立跨部门、跨国界的AI治理体系，划定“人类保留领域”（Human Reserved），并重新平衡对劳动和资本的征税。他试图回答一个技术之上，更加根本的问题：当机器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认知和体力劳动时，一个围绕就业建立起来的社会应当如何重新组织？

下文编译自比尔盖茨《动荡的AI时代到了，我们的选择至关重要》（The turbulent AI era is here. The choices we make now are critical.）

原文地址：https://www.gatesnotes.com/a-turbulent-ai-era-and-critical-choices-to-make

动荡的AI时代到了，我们的选择至关重要

人类正迈入人工智能时代。这场转型将异常动荡，我们却远未做好准备。但如果现在采取正确行动，AI仍有可能成为向善的力量，改善所有人的生活。

我一生只做过两份工作。

第一份是在微软参与软件开发，用软件赋能人们。

第二份工作始于2008年。那一年我开始全职投身慈善事业，把从微软获得的财富回馈社会，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健康、教育水平更高，也更加公平。这将是我余生的工作。

这两段经历共同塑造了我对人工智能的看法。

13岁第一次接触计算机时，我就被一个念头迷住了：能不能让机器更聪明，做那些当时只有人才能完成的事？“人工智能”这个词大约在我出生时就有了，技术却直到最近十年才真正取得突破。今天的AI已经相当强大，进步速度更令人吃惊。机器第一次有可能替代，甚至超越人的认知能力（human cognition）。

从公平的角度看，AI要么会成为人类发明过的最强大的平等工具（equalizer），要么会制造前所未有的不公。

挑战之大，难以估量。即使一切顺利，这场转型也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我们怎样才能借助AI推动公平，而不是拉大贫富差距？又该怎样保护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尤其是那些不仅失去生计，也失去未来掌控感的人？

回答这些问题并付诸行动应当成为全球最优先的议题。只要方向正确，AI就能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让所有人从中受益。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我没有看到各国领导人、专家和社会各界充分正视这些挑战，也没有看到一套帮助人类平稳进入AI时代的方案。

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人仍然低估了AI的冲击。这种低估大致有几个来源。

第一，AI模型仍然会犯错。不久前，它们甚至无法解开一道简单的数独题，也数不清英文单词“strawberry”中究竟有几个字母r。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难想象它们有一天会替代人类认知。

但可靠性正在快速改善。研究人员已经在开发能够自查、自我改进的模型。用不了多久，AI在许多任务上的表现就会远胜人类。

第二，人们习惯用过去的技术创新类比AI，但这些类比很容易产生误导。

过去从未有一项技术既能如此迅速地普及，又能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个人电脑问世后，花了约二十年才真正改变工作方式：软件要从头开发，价格要逐步下降，人们还得学习使用，再一点点把电脑嵌入业务流程。

AI不一样。它可以直接运行在现有设备上，用自然语言与人交流。不是我们适应它，而是它来适应我们。员工看的培训视频，AI也能看；企业已经积累的数据，AI也可以直接学习。

这里有必要说明我的利益关系，并承认它对我的判断的潜在影响。

科技产业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尽管我的投资组合相当分散，我与科技行业仍有经济联系。作为盖茨基金会主席，我也在与微软及其他AI企业合作，希望推动AI以真正有益于全球人民的方式落地。

但我对AI的看法并不是为了给自己谋取经济利益。我的全部投资收益，包括与科技相关的收益，都会进入盖茨基金会，用于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当然这是否会影响我的判断，读者需要自行决定。

这一次真的不同

在我的记忆中，我总是希望创新能够发生得更快。但面对AI，我的感受更加复杂。

我当然希望AI的好处尽快到来，问题则来得越晚越好。现实却是两者正在同时发生。

我们需要时间应对即将到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震荡。最需要缓冲期的人，往往却最没有等待的本钱：可能是被软件机器人取代的会计，也可能是一个时薪20美元、工作却被每小时成本仅10美元的机器人夺走的工人。

许多观察者认为这场技术转型会与过去相似。他们经常举美国就业从农业转向办公室工作的例子。但农业人口转向办公室用了几代人的时间，而且新岗位仍然离不开人的认知劳动。

这一次不同：机器可以直接接手这部分劳动。

AI能看、能听、能说、能推理，最终也会像人一样灵活地完成体力劳动。法律、客服、医疗、软件和制造业都会受到冲击。这一次的变化可能集中在十年内完成，不会给我们几代人的时间。

新的岗位仍会出现，但如果缺少正确的政策，新增岗位将远少于今天存在的岗位。

如果有人能够提出一套可信的全球方案，放慢AI进步的速度，我很可能会支持。但我不认为这会发生。地缘政治和经济激励都在推动各方全速前进。

要让社会总体获益，我们必须一面放大AI的价值，一面压低它的危害。为此，首先要看清收益和风险。先谈风险。

迈向AI时代的三大风险

我计划今后分别撰文详细讨论这些问题，这里先作简要说明。

风险1：大量岗位将永久消失

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失业率约为25%，此后十年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两位数。随着需求、投资和经济增长恢复，就业最终也逐渐复苏。

AI未必会把失业率推到同样的高位，但它造成的岗位流失不会在下一个经济周期自动恢复。风险最大的是初级和中级岗位；新出现的工作却大多要求多年训练才能掌握的技能。

白领岗位已经开始受到冲击。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后，在最容易被替代的职业中，年轻人的就业显著下降，年长同事却没有出现同样的变化。

我认为这种趋势会继续，而且不会局限于少数行业或职业。销售、客户支持（无论线上还是电话服务）、软件工程和律师助理可能最先受到影响。随着AI开始承担目前仍需专业人员完成的工作，例如评估贷款申请、进行数据分析甚至分诊患者，冲击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软件工程等少数领域可能在成本下降后产生新的需求。只要设计等任务仍然由人类完成得更好，这些领域的岗位净损失就会小于其他领域。

蓝领工作同样会受到影响。机器人的发展虽然暂时落后于AI，但它的成本最终也会大幅下降。

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灵巧型机器人（dexterous robots）进步得有多快。原因之一是大量前沿研发发生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最近那些动作笨拙、在网上走红的机器人跳舞视频，也容易让人低估真实进展。

我认为到本世纪末，“智能”机器人将开始在建筑、酒店服务等行业的部分体力任务上与人类竞争。

机器人与AI结合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家公司率先采用这些技术，并利用节省的成本降低价格，竞争对手就会承受巨大的跟进压力。现有企业如果不采用，初创企业也会采用。

一些人会找到新的工作，但从失业到接受培训再到重新就业，过程不会轻松。市场竞争会让技术应用越来越快。除非主动干预，否则好工作会越来越少，收益会流向一小群人。

我尤其担心年轻人。他们进入就业市场时，能够获得的入门岗位会更少。他们也是AI最活跃的使用者，既了解AI的能力，也看得到它进步的速度。因此许多年轻人对AI持负面态度并不令人意外。

真正的转折点是AI能够近乎零差错地完成工作。到那时它无需人类复核也能独立运行，企业自然有充分动力放手让它去做。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工作、收入和经济安全的理解。

如果就业人数减少，或者许多人工作时间缩短，一个围绕就业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将如何运转？

在资本主义社会，就业是多数人获得生活必需收入的主要方式，也是尊严和社会联系的重要来源。

高失业率对社区的伤害会层层扩散。研究显示，在美国部分地区，工厂关闭与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上升有关。试想，如果全国的白领和蓝领同时承受类似压力，后果会怎样？

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思考如何减少岗位损失，让每个人都能分享AI创造的繁荣。等到人们已经失业或就业不足再采取行动，就太迟了。

AI挑战的是整套经济运行方式，而不是一次周期性的就业波动。思考和行动都不能再等。

风险2：AI会放大人（甚至AI自身）造成伤害的能力

早在AI进入主流视野以前，网上就存在制造炸弹、生物武器乃至计算机病毒的信息。AI不仅会让获取这些信息变得更容易，也会让人更容易把信息转化为行动。

哪怕没有多少专业能力，犯罪分子也能攻击不同量级的目标，从个人、企业一直到政府。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感受最直接的危害，可能是AI助长的诈骗、虚假信息、深度伪造（deepfakes）和监控。

AI已经开始被用于网络攻击。我所认识的顶尖网络安全专家都对未来几年感到担忧，因为攻击者获得强大新能力的速度，超过了防御者修补全部漏洞的速度。

同一个模型既能帮企业发现并修复软件漏洞，也能帮犯罪分子利用漏洞。发动攻击的门槛正在大幅下降，而危险能力与正当用途目前还无法彻底切割。

医院、金融机构、供水系统、电网、政府福利管理系统，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这些机构遭受攻击时，承担损失的是患者、客户和福利领取者。

生物恐怖主义也是如此。AI会推动药物和疫苗取得挽救生命的进展，也会让设计一种致命新疾病变得更加容易。正面能力同样很难与危险能力分开。

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上述风险主要来自AI增强了目前权力有限的恶意行为者，同样的工具也会让既有权力进一步集中。

例如，自主武器（autonomous weapons）能让政府在没有人类参与决策的情况下使用致命武力。监控和操纵舆论也会变得更便宜、更容易，效果还可能更强。

使用AI伤害人的能力可能不再局限于人或机构。AI系统已经偶尔会采取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行动。这项技术的进步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而且经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

随着模型变得更加强大，它们可能开始采取违背人类利益的行动，我们也可能失去控制。未来我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风险3：AI可能阻碍儿童成长，并取代真实的人际关系

我在西雅图长大时，除了几个与我性格相似的男孩，并没有多少朋友。为了培养社交能力，学会与不同类型的人相处，我付出了很多努力，母亲也给了我大量帮助。即使到了70岁，我仍然受益于当时学到的东西。

如果小时候就有AI陪伴者（AI companions），我怀疑自己还会不会下同样的功夫。

AI会顺着你习惯的方式说话，不会逼你走出舒适区；它随叫随到，也永远不会生气。人很容易对这样的陪伴上瘾，也可能因此错过真实交往带来的磨炼。

目前这方面的证据仍然有限，结论也不完全一致，但已经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信号。

斯坦福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对1100多名AI陪伴产品使用者进行研究后发现，社交网络越小的人，越可能向聊天机器人寻求陪伴；使用越频繁、情感投入越深，他们的感受反而越糟糕。

年轻人受到的影响可能持续一生。乔纳森·海特在《焦虑的一代》中谈到社交媒体的影响。他的观察放在AI上或许更贴切：“小树经常经受风吹，长大后才扛得住更大的风浪。孩子也是如此。反过来，在温室中受到过度保护的孩子，有时还没成年，就会被焦虑压垮。”

一个被设计成永远不会让你难过的AI陪伴，就是一座巨大温室。

我们才刚开始看清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成长的伤害：沉迷使用、睡眠受扰、网络霸凌和有害内容。AI会让这些东西更有说服力，也更难摆脱，许多风险都可能被进一步放大。

我们不应再等一代人才开始认真对待这些问题。澳大利亚、英国和挪威等国正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中国走得最远。中国的规定广泛限制AI陪伴类应用，禁止通过产品设计诱导情感依赖，也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和虚拟恋人。

我同样担心AI对教育的影响。

讽刺的是，同一个能帮助人们学到更多知识的工具，也可能让不少人学得更少。一项初步调查发现，AI用得越多，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往往越弱；这种关联在年轻人中尤其明显。

现在恰恰是人类最不能丧失批判性思维的时刻。在深度伪造和能够针对个人定制的虚假信息时代，分辨真伪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生存能力。

面对这些心理和社会风险，界线该画在哪里，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

在一些情况下，AI可能帮助人们改善真实的人际关系。对于被隔离的老年人和行动不便者，它可能是接触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总好过完全没有联系。

无论最后线画在哪里，都应该由我们主动决定，而不是让技术替我们决定。

AI带来的好处，也可能非常巨大

人们常说我们往往高估短期内会发生的变化，却低估长期变化的程度。

在AI问题上，我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有些人只看到AI的好处，对负面影响关注不足；另一些人则犯下相反的错误，只关注真实存在的危险，却忽视了AI可能创造的收益。

两种态度缺一不可：既要充分警惕AI的危害，也要对它可能惠及所有人的前景保持一种不脱离现实的乐观（grounded optimism）。

既要把危害降到最低，也要把收益做到最大。两件事同样重要。

如果人们先看到AI怎样让生活更轻松，社会就更有可能建立应对艰难转型所需的信任。反过来，如果多数人对AI的第一印象是“它夺走了我的工作”，原本的怀疑就会变成彻底排斥。

这会让我们更难兑现AI的潜在收益，也是各国政府、医疗等行业和AI企业必须从现在开始合作的又一原因。

AI能够综合不同科学领域的知识，因此可以加速解决世界上最困难的技术问题：为所有人提供可靠的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生产足够的食物，消灭疾病等。

研究癌症治疗或核能的科学家可以利用AI检索海量科学文献，识别人类可能遗漏的规律，并判断哪些实验最值得投入。

当智能不再是今天这样的稀缺要素，小企业也有机会挑战研发预算远高于自己的大机构。研发和创新都会因此提速。

医疗是AI可以帮助解决现实问题的领域之一。

美国许多小型医院缺少能够在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下迅速诊断患者的驻院专科医生。在这些地方，AI可以帮助及时发现心脏病，避免一个家庭承担医疗急症带来的沉重代价。

Viz.ai就是一个例子。它通过分析医学影像发现中风及其他紧急情况，并帮助医疗团队协调患者治疗。目前，美国已有近2000家医院使用这一系统。

AI也会帮助初级保健医生作出更好的诊断，并在患者离开诊室后继续保持联系。它还可以帮助患者理解检查结果和复杂的用药安排。

第二个领域可能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在低收入国家，我认为农业将最快受到AI影响。

在多数低收入国家，农民无法获得可靠的天气预报，也很难得到应该种什么种子、如何保护农作物和牲畜免受疾病侵害、怎样改善土壤等建议。

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让他们比过去更需要帮助。借助AI，低收入国家的农民很快就可能获得比今天最富裕农场主还好的建议，并显著提高产量。

政府服务是AI可以改善日常生活的第三个领域。

在美国，我见过一些家庭在申请医疗保险、学生资助或食品援助时，被复杂的流程弄得不知所措。面对厚厚一叠官僚表格，很多人几乎想要放弃。

AI可以大幅简化流程，让人更快拿到所需的帮助，政府也能少一些低效运转。最先改善的，应当是那些最依赖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的人所经历的办事过程。

尽管我担心AI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但我认为它也能在这个领域提供很大帮助。

多数社区都缺少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和成瘾治疗专家。如果建立适当的隐私保护机制，AI工具可以帮助人们识别预警信号，必要时提供有实证依据的应对方法，并与人类专业人员合作，提供响应更及时的治疗。

AI也可以促进教育，尽管我在前文提出了相关担忧。

它可以帮助教师腾出更多时间，与学生进行一对一或小组交流，也能帮助教师更清楚地了解全班学生共同遇到的困难。

对学生来说，关键是保留研究人员所说的“生产性挣扎”（productive struggle），也就是为了真正理解一个问题，必须亲自完成的那部分思考。能做到这一点的AI工具，才会让学习变得更扎实。

学生第一次接触一个新概念时，AI可以提供实质性解释，同时给出问题和答案。随后检查学生是否理解时，它可以暂时不提供答案，引导学生自行得出结论。

如果这些进步同时发生，生活会更轻松，成本也会更低。一个人能获得什么服务，将不再那么取决于收入和人脉。

AI可以让个人和小企业获得如今必须依靠昂贵的专业服务或庞大团队才能拥有的能力，同时让产品和服务变得更好、更便宜。它可以帮助残障人士更加独立地生活，也能让拥有好想法的劳动者和创业者完成远超今天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AI可以把一部分时间和注意力还给人类。今天，文书工作、官僚程序、寻找可靠信息，以及那些无力付费请人处理的事务，消耗了人们大量精力。

单看每一项，这些好处或许并不惊人。但如果落到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中，意义会很深远：更多人能在需要时得到可靠建议，也能腾出时间，去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字是“能”。AI“能”改善各个收入群体的生活，却不会自然而然地这样做。

和所有新技术一样，我们必须主动把AI引向普惠，而不是听任收益流向少数富人。政府和慈善机构需要发挥重要作用，确保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国家不会被落在后面。

盖茨基金会将在未来19年内支出剩余的2000亿美元。AI会帮助基金会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一方面加速发现针对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营养不良的疫苗与药物，另一方面帮助医务人员和患者了解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基金会的目标之一，是在2000年至2024年取得的进展基础上，再次把全球每年死亡的儿童人数减少一半。我们的所有工作——不仅是健康，也包括农业和教育——都会充分利用AI。

下个月，我会在基金会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Goalkeepers Report）中进一步介绍这些工作。其中一项重点，是让AI模型支持基金会项目所在国家的本地语言，而不只是富裕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常用语言。

OpenAI、Anthropic、Google和Microsoft等领先AI企业正在与基金会合作推进这些计划，并已经产生重要影响。

世界需要一套方案

一些AI企业已经开始为自身技术带来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这当然是好事，但不能由它们牵头决定整个社会该怎么做。

部分问题超出了企业的专业领域。在民主社会中，回答这些问题的任务也不应该由企业承担。

方案应当经过公开、民主的程序（public democratic process）形成。民选官员、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地方官员和社区领袖，都应该参与讨论。

数以百万计的人会被这场转型打乱生活，需要更强、更灵活的社会安全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数据中心消耗的能源和水，已经引发当地社区的不安。如果迟迟没有解决办法，一些群体很可能要求彻底叫停AI开发和部署。

AI提出了一些根本性问题，包括当机器的思考能力超过人类时，我们应该如何保留自身的人性。解决方案必须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上。

宗教领袖长期思考“何以为人”，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教皇良十四世关于AI的通谕《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守护》（On Safeguarding the Human Person in the Tim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令我深受启发，也为接下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未来几个月，我会继续提出如何确保AI利大于弊的想法。下面先从三项建议谈起，第一项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项。

建立一套管理转型的新体系

第一要务，也是最艰巨的任务，是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建立一套管理AI转型的制度框架（framework）。

现有机构都不是为这样一项技术而设立的：它扩散得太快，影响面又太广。我们必须建立新的机构。

这项工作的规模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9·11”袭击后，为了改善国家安全职能，美国政府实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重组。

AI所需要的改变远远更大。它不只影响国家安全，还会影响就业、教育、税收、能源、选举、空气与水、公共卫生、金融体系、执法、交通、公共土地和信息技术系统。

这些领域彼此纠缠，已经超出了现有官僚体系的分工方式。

劳动部门可能了解就业冲击，却不熟悉安全风险；商业监管机构可能了解市场集中，却不了解AI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如果各机构各自为政，它们只能看到系统的一部分，而AI的后果会扩散至整个系统。

在国家层面，需要有机构跨部门设定优先级，确保每一种风险都有人管。否则，一场AI助力的攻击可能成功，原因只是没有任何部门认为拦下它是自己的职责。

但即使一个国家把内部事务安排妥当，仍然会暴露在跨境风险之下。因此，一家国际组织也需要同步成立。

它将不同于人类过去建立的任何机构，但可以参考一些现有制度。核武器有国际核查机制，国际航空有统一监管制度，保护臭氧层也有国际协议。新的全球AI组织需要同时吸收这三类制度的要素，并承担更多职能。

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全球机构是否有能力设计并执行这套新架构。

政府即使行动，通常也很缓慢。国内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分化，又让解决问题比以往更加困难。美国与中国之间必须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

但我们没有缓慢行动的余地。

第一步，是趁危机尚未逼迫政府仓促应战，先把建立新机构的程序启动起来。

各国领导人应定期召集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劳工专家、企业领导者和劳动者本人，共同找出现有制度管不到、管不好的地方，并判断需要增加哪些职权。各国也要相互学习。

拥有领先AI开发企业并控制关键供应链环节的国家，应当从现在开始会面并建立共同规范，以免竞争压力让未来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建立这套制度框架需要数年时间。正因如此，我们必须现在开始。

为人类保留一部分工作

我的父亲于2020年因阿尔茨海默病去世。在患病后期，一群专业护理人员昼夜照顾他。即使父亲难以表达自己，他们仍然能够理解他。他有时无法告诉护理人员自己饿了，但他们总能察觉。

我和家人永远感激这群出色的护理人员。他们给予父亲的照护中，有一种东西只能来自人。机器人做不到，也不应该接手。

每当人们讨论哪些岗位会消失、哪些岗位会保留时，我都会想到这个团队。

我相信，随着AI和机器人不断进步，我们最终会有意识地保留一些事情，只让人来做。我把这片范围称为“人类保留领域”（Human Reserved）。这是我们设计转型方案时需要认真考虑的思路。

我喜欢这个说法，因为它让人想到自然保护区（nature reserves）。我们不是不能在那里盖房修路，却选择不做，只因失去的代价太大。

我们可能出于经济原因把某些工作划入人类保留领域。例如，如果让机器接管某种工作，会导致大量难以转岗的劳动者失业，我们可能决定暂时保留这些岗位。

你不能简单地告诉一个从事建筑工作一辈子的55岁劳动者，让他转去养老机构工作并期待他从中获得满足。

有时设立人类保留领域是出于其他考虑。以医疗为例。想象一下，由机器人告诉你患上了不治之症。从技术上说，它完全可以做到，但它不应该这样做。

人类保留领域不会一成不变。眼下可以先留住一批岗位，再用数年甚至数十年逐步引入AI，同时承诺始终为人保留一部分工作。

教育和心理健康服务等领域可能采用混合模式，由人类负责，并借助技术扩展自身能力。

不同地区划定的边界也会不同。一些国家可能坚持由人类照顾老年人；日本等劳动力不断减少、年轻护理人员不足的国家，则可能欢迎护理机器人。

这个设想会带来许多我暂时回答不了的问题。

谁有权决定为人类保留什么？应当使用什么标准？如何防止企业违规使用机器人？当一个国家允许机器人生产某种商品，另一个国家却不允许时，国际贸易会受到什么影响？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公共讨论中解决，并成为转型方案的一部分。

重新平衡对劳动和资本的征税

劳动者被迫转向不同岗位时，需要再培训和社会安全网提供的其他支持。但人们工作时间减少，缴纳的所得税也会减少。恰恰在公共服务需求最高的时候，政府收入可能下降。

在预算本就紧张的情况下，这些资金必须来自其他地方。

我认为应当对AI算力消耗及机器人征税。

今天，企业雇一个人，要按其收入缴纳薪资税（payroll taxes）；买一台机器人，却往往可以立即计入成本抵税。现行税制实际上在鼓励机器替人。

征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企业抛弃人类劳动的速度，同时为再培训和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筹集资金。

税收政策需要精准设计，不能拖慢那些完全有益的AI用途，例如降低医疗和教育成本。

批评者会说这样做不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效率。但这种算法漏掉了工作对个人和社会的价值。

加速创新会创造大量财富，我们完全承担得起一点效率损失，把它当作保住就业的代价。

多年前，我提出过机器人税，当时多数人的反应是，这个想法很奇怪。今天，我仍然坚定支持它。机器人税不能独自解决AI带来的全部威胁，却是明智应对方案的一部分。

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方式筹集更多援助资金，都必须确保资金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包括因AI和机器人失业的劳动者、工时或工资下降的人，以及就业损失高度集中的社区。

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建设这些制度，以便在需求变得迫切时真正发挥作用。

我准备做什么

我会投入自己的时间和影响力推动AI与公平进入公共议程的中心。

每次到访华盛顿与议员交流，以及与各国领导人会面时，我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在同AI模型开发者的交流中，它也会成为最核心的议题。

我会倡导前文提出的国内和国际制度框架。盖茨基金会将推动AI的有益应用，包括在非洲的应用。我创办的突破能源（Breakthrough Energy）将利用AI帮助企业开发廉价清洁能源，应对气候问题。我也会定期撰写AI相关文章。

我想对各国领导人说：

在失业率大幅上升、社区受到伤害、公众信任遭到侵蚀以前，你们现在仍有机会采取行动。

你们可以让政府把它当作一个整体问题来处理，而不是拆给一个个各自为政的部门；可以确保AI惠及每一个人；也可以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应对这场同时发生在国内与全球的挑战。

为伟大思想而生！

AI+时代，互联网思想（wanging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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