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愈发直言不讳,丝毫不顾及美俄两国情面。
他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采访,罕见直白警示超级大国认清自身力量存在局限,其推行自身意志的能力正遭遇越来越多制约。他还以俄乌冲突与今年美以伊之间的矛盾作为实例,佐证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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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前,古特雷斯把话挑明
临近任期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超级大国应该认清自身力量的边界。
2026年8月,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直接提到俄乌战争和美伊冲突。
他想说明的并不是美俄已经失去大国地位,而是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拥有强大的军队、庞大的经济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不等于能够让对手按自己的意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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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拥有核武库、能源资源和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
可俄乌战事从2022年延续至今,仍未形成能够结束冲突的政治结果。
俄罗斯可以发动进攻,也可以长期投入资源,但它无法单方面决定乌克兰是否停止抵抗,更无法独自消除北约援助、欧洲安全焦虑和战后安排等复杂问题。
这说明,军事力量可以打开战场,却未必能关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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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越想用武力解决所有问题,越可能被拖入成本不断上升的消耗局面。
美国面对伊朗时也遇到了类似难题。
古特雷斯在采访中指出,美方原本期待伊朗在军事压力下屈服,但冲突持续半年后,这个目标没有实现。
美国拥有更强的远程打击能力,也能组织制裁和外交施压,可这些手段并没有自动换来对方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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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内部动员能力、地区影响以及能源通道的重要性,都提高了强行改变局势的代价。
古特雷斯真正担心的,正是这种落差。
旧有的单极优势正在减弱,新力量正在上升,但新的合作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
如果各国仍用过去的方式理解实力,把制裁、威慑和军事行动当成解决争端的首选工具,世界不会自然走向平衡,反而可能出现更多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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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极化并不天然等于和平。没有有效制度约束的多极化,也可能意味着更多国家同时展示力量,冲突变得更分散、更难控制。
古特雷斯这番话不是在宣布“大国时代结束”,而是在提醒各方:今天的强国依然强大,只是越来越难凭一己之力决定别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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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为何失灵
古特雷斯随后把问题指向了联合国自身。
他形容安理会已经“事实上陷入瘫痪”。
原因并不神秘,安理会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但美国和俄罗斯同时拥有否决权,又分别深度卷入不同地区的安全冲突。
当常任理事国把本国目标放在集体行动之前,决议就可能被阻止,调停空间也会被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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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特雷斯承认,联合国在乌克兰、加沙、伊朗和苏丹等危机中的斡旋效果有限。
这是联合国当前最真实的处境:世界希望它阻止战争,真正决定它能否行动的,却仍是会员国,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
因此,把所有责任推给秘书长并不公平。
秘书长可以发出警告,可以调停,可以协调援助,也可以把威胁和平的问题提交安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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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不能命令主权国家停火,更不能绕过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联合国也不是一个拥有独立军队和最高权力的“世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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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能力来自成员国授权,成员国愿意合作时,联合国可以组织维和、提供人道援助、推动谈判;大国拒绝合作时,它往往只能维持沟通渠道,记录事实,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
古特雷斯的警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不是世界已经不需要联合国,而是世界比过去更需要联合国,联合国却越来越难获得采取行动所需的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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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位秘书长容易,改变权力结构很难
古特雷斯的任期将在2026年12月31日结束,继任者于2027年1月1日上任。
秘书长由联合国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
候选人不仅要获得安理会至少九票支持,还必须避开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
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说明 这意味着,下一任秘书长即使主张改革,也要先通过现有权力结构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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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秘书长选举中最难回避的矛盾。
截至2026年8月,已有八名候选人参选。
原先所谓“格林斯潘、格罗西和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三人领先”的说法,只能视为阶段性判断。
7月首轮非正式摸底中,哥斯达黎加的丽贝卡·格林斯潘居前,圭亚那的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和阿根廷的拉斐尔·格罗西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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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第二轮摸底后,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以八张“鼓励”票暂时领先,格林斯潘和格罗西各获七票。
比人选更重要的,是下一任秘书长能推动多少实质改革。
古特雷斯多次指出,现有安理会席位分配不能反映今天的世界。
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来自欧洲,却没有任何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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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公开支持增加非洲的常任席位,以纠正长期存在的代表性失衡。
联合国关于非洲代表权的报道 中国公布的全球治理政策文件则强调维护联合国的核心地位,主张主权平等、国际法治、真正的多边主义,并要求提高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但改革最大的阻力,也写在《联合国宪章》里。
涉及安理会结构的宪章修正案,不仅需要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通过,还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批准,其中必须包括全部五个常任理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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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第108条 换句话说,改革必须获得现有受益者同意。
古特雷斯在卸任前把话说得如此直接,与其说是在发泄不满,不如说是在留下一个制度诊断:美俄等强国的力量有边界,联合国秘书长的能力也有边界。
下一任秘书长可以改善管理,可以增强调停,也可以推动共识,但如果常任理事国不愿克制否决权,不愿接受更有代表性的权力安排,联合国仍会在旧框架中艰难运转。
真正需要改变的,从来不只是秘书长,而是大国使用权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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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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