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不由己，何以解忧？

还是得谈谈张丹丹教授说的“灵活性也是一种福利”。

小镇之前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评论，一是；二是。总的来说，在灵活就业保障领域，张丹丹教授属于比较务实的学者了，对推动加强灵活就业保障是有功的，如果因为一句口误就对她喊打喊杀，那以后还有人愿意真正研究问题并公开表达吗？

张丹丹教授的确有问题，问题在于搞错了场景，把学术讨论跟公开分享混了，所谓“福利”在学术和大众传播领域概念完全不同，更大的问题在于学术理念严重滞后于时代变化。

学术领域是中性效用概念，用来形容个体偏好满足的程度，包括货币和非货币收益，在劳动经济学中，灵活性确实可以视为货币和社保缺失的一种补偿性福利；但在大众传播领域，福利就是看得见的好处，必然是实质性保障或者额外的利益，当然不认可灵活性是福利的说法。

不过张丹丹教授这种混淆，危害性几乎没有，最大的负面问题就是自己被网暴了。还有的教授、学者故意混淆学术讨论和大众传播，把小圈子的法学理念讨论包装为普法，那就是夹带有毒的私货了。

罗翔等一批人就是典型，他们抓住了大众对法律不太了解的认知短板，故意利用自己的学识优势把并不被法律认可的法学理念大肆传播，这是大毒。比如在“订婚强奸案”的普法中，他关于“性同意”的学术观点，是对现行法律的极大误解，而罗翔动不动就假设媒体报道为真然后进行评论，这也是以著名学者身份为未经证实的事件背书，至于在中美之间搞双标，那就更司空见惯了，他也不可能公开批评卷入“爱泼斯坦案”的偶像艾伦·德肖维茨。

不过多展开了，回到灵活就业本身。

小镇之前曾说过一个论断：普遍雇佣或者说正规就业，不过是人类世界某个发展阶段的特例，在人类更长的时间里，灵活就业才是主流。

普遍雇佣，也就是跟雇佣者签订劳动合同，受到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保护，享有完整、正规的劳动保障，这类就业，是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制造业的崛起才出现的，本质是为了服务大规模机器化生产而诞生的一种生产关系。

有了现代工业，才有了普遍雇佣的正规就业，但随着人类技术和经济持续发展，工业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最突出表现就是工业需要的劳动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劳动需求也两极分化，要么是高端的工程师和高级技术工人，要么就是最简单的流水线操作工。

这在欧美国家早已发生了，中国这些年工业就业人口也在快速下降，大概每年减少一百多万。

承接工业劳动人口的主要是服务业，以及快速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相关岗位。但服务业的生产率远低于制造业，就导致服务业必须卷成本、价格，最直接的就是压低劳动保障水平，用非正式就业替代正规就业，也就出现了大量灵活就业，这是人力无法对抗的，而且女性灵活就业的比重更高。

雪上加霜的是，本来得益于技术进步，提供了大量白领工作，比如维持企业运转需要的行政、文书、档案、财务等等人员，还有信息革命带来的大量数字化、信息化岗位。

但随着智能革命的到来，相比制造业的蓝领岗位，白领受到的冲击更大。小镇上半年看了几家搞AI管理改革的企业，采取的通常做法是把公司所有工作岗位、环节尽可能拆分，只要能用AI替代的就用AI，AI和人是不一样的，人需要相对固定、成体系的工作，但AI不在意碎片化，甚至越碎越好。

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人员替代，更多是考虑在AI支持下扩大业务规模，但已经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大量白领的工作正在被进一步拆分，原本1个人负责的工作，可以拆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任务，这就意味着大量工作可以进一步外包出去，而承接的已经不是人，而是AI数字员工。

以上都导致未来就业会加速非正规化，还能够提供正规就业的岗位越来越少。所以不要觉得灵活就业与自己无关，未来几十年变化太大了，说不定哪一天自己就会或主动或被迫的选择灵活就业，所以一定要关注国家对灵活就业劳动保障的改革进度。

还要面对未来必然以碎片化为主导的新就业环境，甚至就连灵活就业的机会也可能在技术进步下面临挤压，说白了，就是想灵活就业都难。

张丹丹的错误就在于学术研究远远落后于时代。

近些年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推进，最大的经济表现是普遍过剩，不仅是工业产能的过剩，也包括服务业的过剩，大家看看餐饮行业，都卷成啥样子了，全国光奶茶店就有几十万家，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在高度过剩的情况下，灵活性就不可能是一种福利，在学术上也不成立，因为劳动经济学角度的福利，最起码应该是满足某种效用，简单地说就是可以通过牺牲某部分来换取其他方面的收益。

比如在张丹丹教授求学的时代，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那时候很多从体制内辞职下海创业的，牺牲了稳定性和劳动保障，换取了更多的灵活性，由此获得了其他效用的补偿。但现在如果放弃稳定，还能获得相应的其他补偿吗？

时代版本早就变了，不再是过去看不上稳定，而是普遍追求一眼看到头的稳定。可如张丹丹教授这类学术研究者，仍然停留在过去，讲什么灵活性是福利，这完全不符合时代变化啊。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说灵活是福利，无论从任何角度都是站不住的。

正因为灵活就业必然是未来的主体，目前又有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才是中国未来几十年需要特别强化的改革重点。

要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真正打破城乡二元割裂，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资源的总量，户籍不过是一个标签，本质还是资源不足；另外也要加速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要建立一个适应灵活就业为主体的新体系，最直接的就是要调整兜底的模式，国家财政、企业、平台如何承担灵活就业的统筹部分？。

这些事国家一直在做，但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快不了的，甚至快反而容易出现问题。

不过，小镇对中国的改革还是抱有信心的，这是文明形态高度带来的优势。

中国终究是特殊的，在于按照中国的标准，全球包括欧美日韩等在内大多数国家，本质更偏向公司，严重缺乏对资本自我增值的约束，最终很容易出现收取不同形式地租的经济状态。比如现在的电商平台，上面的商家更像是佃农。

目前看，在文明形态上，西方大概比中国落后两千多年，而文明形态的完善，往往需要在低技术条件下慢慢打磨，一旦通过技术解决复杂的文明治理问题，那就缺课了，以后也补不上了。

比如对一个庞大实体的治理，在通信、交通极为落后的古代，就必须依靠文明制度和共识来完成，要用上千年时间慢慢打磨，可如果铁路和电报有了，治理难度大降，但从治理能力打磨上，就不是啥好事了。

小镇觉得，西方最缺的就是中国秦代的改革，也就是郡县这一环。

通常说人类文明形态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但这是站在西方视角上的划分，从全人类文明角度，还应该在封建社会之后增加一个“郡县”，所谓“郡县”关键是中央集权统治，在低技术条件下，实现难度极大。

这跟人类政治发展的主旋律高度相关，人类文明发展一定是集权而非分权，关键是看权力集中到谁手里。

看看西方的政治改革，过去老说是分权，这就被忽悠了，实际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的一切政治改革，都是在集权化，只不过因为历史缺课，导致集权不彻底变成了半成品。

比如英国的大宪章改革，说是限制王权为后来君主立宪制奠定了基础，认为是分权的代表，但注意，所谓分权指的是国王权力被分了，但从新崛起的资产阶级角度，明明是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只不过权力集中到了议会而非某个个体手里。

同样的美国立国之初，看起来是三权分立，还有州权和联邦权的切割，看起来分的很细，但要考虑当时美国有13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还有大大小小的利益体，把这些零散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当然是集权啊，只不过因为美国集权的基础太差，没有一个绝对的力量核心，导致只能先集权到这一步，然后把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

看看《联邦党人文集》，美国立国之初的联邦党人，普遍支持集权的，才会特别警惕“多数人的暴政”，强调美国的政治权力必须集中在少数精英手里，这才是美国政治的核心。

后来，美国也一直努力想要提高集权度，罗斯福时期借助两次世界大战的外部压力，达到了巅峰，但罗斯福死后很快遭到资本集团的反噬。

后来历代美国总统也想从不同领域提高集权度，比如。

美国的医保改革，也可以视为推动集权化的一种尝试，但被扭曲的不成样子，最后还是变得一团散沙的碎片。

这就是西方文明缺少“郡县”这一文明阶段带来的问题。

本质上，西方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庞大的公司，是近代为了打赢战争的产物。这套体系相比欧洲古老的国王官僚体系，的确资源调动能力更强，但跟中国这样早就建立了以郡县为核心中央集权体系的国家相比，资源调动能力就又差太多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力归于议会，而议会代持权力，必然意味着权力服务于少数群体，而不是全民。千万别觉得能投个票就是民主了，真正的民主在于权力为谁负责，光投个票那不过是形式罢了，毕竟投票这种东西只适合几百人、几千人的熟人社会，任何稍微大点的国家，如何让全民知道某个候选人？当然要靠砸钱啊，所以，选票实际掌握在把控渠道的人手中。

既然大多数权力归于议会的国家本质更像公司，那么这类国家的民众，与其说是国民倒不如说是国家这个公司的雇员，既然只是雇员而非国家的主人，自然可以开除、可以斩杀。

也因为缺少了郡县这个关键文明环节，就导致这些年西方在文明形态上，也就是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出现了开历史倒车，越来越往回滚，开始从资本主义向封建社会倒退，整个国家越来越封建化，这也是近些年西方学术界关注的“技术封建主义”。

甚至某种程度上回滚成了半奴隶半封建社会，典型是现在的美国，美国霸权的基础是美军，最核心的力量是航母，可现在航母上水兵的待遇成啥了？根本不把军人当人，又能有多少战斗力？出现水兵火烧军舰，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虽然灵活就业群体占比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在欧美发生几十年了，体现在如果只看就业和失业率数据，会觉得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的劳动者过得很好，但深入进去就会发现，西方国家这些年正规就业占比持续下降，已经变成以灵活就业为主体。

但西方一直没有解决好灵活就业的保障问题，但不代表中国解决不好，其实以人类目前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完全可以解决全民劳动保障问题，关键在于资源如何整合、分配，这只有更高度的集权才能实现。

但无论怎么改革，碎片化就业都将必然到来，只希望届时，不管什么就业形式，都能拥有类似的社会保障，这需要一个强大的、属于全民的国家。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如果让情绪和流量压住了对灵活就业问题的长期关注，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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