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35年9月，甘肃哈达铺，毛泽东翻看一份地方报纸时，注意到陕北仍保存着一块规模不小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消息看似寻常，却改变了中央红军的行军方向。此前，陕北并不是长征最初设定的目的地，甚至在很长时间里，中央红军并不知道那里究竟有多少红军。
这就留下一个问题：陕北红军起步时到底有多少人？答案并不惊人，最初只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在组织武装。1930年前后，刘志丹等人在陕甘边发动群众，利用军阀混战的缝隙，逐步建立起游击力量。
这支队伍没有现成的兵源，也没有稳定的军械补充。许多武器来自战场缴获，人员则来自贫苦农民、地方民团起义者和青年学生。条件很苦，队伍却一点点保存下来。经过一年多发展，南梁游击队已有三百多人。
与此同时，山西孝义一带也建立了晋西游击队。由于敌人围攻，这支部队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后来改称陕北游击支队，人数同样约三百人。1931年10月，两支力量会合，组成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全军约四百人。
规模虽小，战斗却很快打出了名声。1932年，陕甘游击队在旬邑、耀县等地连续作战，伏击敌军、袭击县城，多次缴获武器。经过一系列战斗，队伍一度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壮大并非靠一次扩编完成，而是靠根据地、群众和战斗经验逐渐积累。
可陕北红军也经历过严重挫折。1932年底，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兵力只有二百多人。后来因错误军事主张，部队遭受打击，骨干被打散，红二十六军几乎损失殆尽。1933年重建时，红四团只有一百二十人左右。
转机来自多方面。1933年，原国民党陕军骑兵团部分官兵起义，加入革命队伍；地方游击队也陆续建立。经过整合，陕甘边红军逐步恢复，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发展到五百多人。此后，陕北各地又出现多支游击队，形成了陕甘边和陕北几块相互联系的革命根据地。
敌人的围剿反而促成了这支小部队的成长。1934年，陕北根据地先后遭遇多次军事进攻，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依靠熟悉地形和群众掩护，采取伏击、分割、诱敌深入等办法作战。经过连续反围剿，红军和游击队的总兵力扩大到数千人，陕甘边与陕北苏区的联系也逐渐打通。
毛泽东选择陕北，并不是因为那里兵力最强。恰恰相反，陕北红军最初只有几百人，中央红军到达时，主力也不过数千人。但根据地具备三个关键条件：地形适合机动作战，群众基础较好，且远离国民党军队的核心控制区。
中央红军原本计划向湘西转移，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军沿途设置封锁线。湘江战役发生于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血的教训迫使红军重新思考方向。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此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中央红军摆脱围追堵截。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但两军在战略方向上出现分歧。张国焘主张南下，中央坚持北上，队伍最终分开。
“北上，还是南下？”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系红军生存的问题。北方有抗日形势和较大的回旋空间，南下则容易陷入川军和中央军的夹击。中央红军继续北上，进入甘肃后，在哈达铺获得陕北根据地的消息。
毛泽东当时说：“陕北是个落脚的地方。”这句话背后，既有现实判断，也有战略考虑。陕北不是理想化的世外桃源，却是当时少数能够让红军休整、补充、联络并继续发展的地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一带。随后，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陕北的战略价值彻底显现。
所以，陕北红军一开始只有二十多名党员组织的数十人武装，后来发展为数百人、数千人的红军力量。它并没有在长征前就拥有足以决定战局的兵力，却在最困难的时刻保存了革命火种。
陕北成为长征终点，有偶然因素，也有现实必然。偶然在于哈达铺报纸提供了关键情报，必然在于连续失利之后，红军必须寻找一个能立足、能恢复、能面向抗日前线的根据地。这个选择，最终使陕北从偏远地区变成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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