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猎杀，当红女明星

通过猎杀女明星来求财求名求利，向来有之。

今有孙宇晨和景甜，九十年前有张达民和阮玲玉，两件事的主人公名字不同，事情原委也不完全一致，但内核逻辑是基本相同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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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是1910年的人，祖籍广东、生在上海，父亲阮用荣是上海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工人，母亲何阿英给张姓大户做帮佣，虽不是富贵人家，但也能维持正常生活。

然而，阮玲玉6岁时，阮用荣病逝，她只能和母亲依靠张氏的赞助，勉强度日。

因为经济条件拮据，阮玲玉便对张氏产生了现实依赖，于是在1926年，阮玲玉和张氏四公子张达民，同居了。

注意，阮玲玉和张达民仅仅是同居，没有办婚礼、没有递交婚书、没有法律承认的结婚证。用当时的说法，这是私奔，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就是谈恋爱。

虽然没有确立正式婚姻关系，但阮玲玉的命运，确确实实的改变了。

经过张达民兄长张慧冲的介绍，阮玲玉凭借出众的外貌和气质，考入明星影片公司，并相继出演《挂名夫妻》、《情欲宝鉴》等电影，一举成为红遍上海滩的耀眼明星。

张达民则在父亲去世以后，用分到的遗产跳舞享乐，很快就坐吃山空，日常开销全靠阮玲玉的片酬供养。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就是阮玲玉知恩图报的故事，并不稀奇。

但1932年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

那年，日本武力进攻上海，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大量的富商和公司搬迁到香港，继续营业。这股迁徙大潮，阮玲玉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便也跟随公司到了香港。

而在香港，阮玲玉认识了中国最大的茶商，唐季珊。

此后，便是男女故事的常规流程——

唐季珊喜欢阮玲玉，大力追求，阮玲玉想要更大的金主，同意建立关系。等到战争结束，两人回到上海，用十根金条购买一幢三层楼房，开始同居。

这段关系，阮玲玉的道德肯定是有问题的，捞钱、撕资源、出轨，都可以用到她身上。

但考虑到阮玲玉和张达民没有事实婚姻关系，张达民又是靠阮玲玉供养的小开，那么阮玲玉在报恩完成以后，选择结束这段关系，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能是觉得报恩没有完成、对张达民尚有亏欠，所以在张达民回到上海，发现同居女友已和他人在一起、逼阮玲玉“每月支付100元生活费，以两年为期”的时候，阮玲玉便没有拒绝。

谈妥之后，两人签署《阮玲玉与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正式断绝关系，并将付费的方式、数额、期限，用法律条文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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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签署以后，张达民和阮玲玉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但到了1934年12月，张达民又以“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三千余元”的理由，将阮玲玉告上法庭。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这样的事呢？

原因有二——

为期两年的供养期即将结束，如果再不开辟财源，张达民就要断顿了。

阮玲玉的电影《新女性》即将上映。

明白了这两点，其实就能推断张达民状告阮玲玉的真实目的了，那就是利用阮玲玉新电影即将上映、需要保护名声的关键时刻，向阮玲玉讹诈三千元巨款。

可以说，张达民的时间点抓的非常准，这就是一场针对阮玲玉的精准猎杀。

而女明星的花边新闻，向来都是坊间热议话题。

因此，张达民的诉状递交法院以后，上海的各种报刊为了获取流量、增加销量，便争相报道张达民和阮玲玉的情感纠葛，甚至不惜添油加醋，将真假消息混在一起，语不惊人死不休。

一时间，上海舆论场中鱼龙混杂，真假消息满天飞。

这一点，自然也在张达民的预料之中。

但，这恰恰是张达民猎杀计划的关键一环。

因为向法院起诉阮玲玉，他需要提供真实的证据，如果证据不足，这场官司是不可能赢的。但阮玲玉做为女明星，名誉是事业的生命线，名誉一旦受损，即便赢了官司，也很难回到事业巅峰。

所以，张达民要借舆论的“势”，在法庭外打击阮玲玉的名誉，逼阮玲玉就范，然后通过舆论倒逼法庭，实现“获利”的根本目的。

事实上，阮玲玉在看到法庭传票和报纸报道的时候，就知道张达民要做什么了。

可那又如何？

阮玲玉已经被这股势头高高架起，却又没有绝对的力量，平息张达民造起来的势。无奈之下，阮玲玉只能在案件开庭时，以生病为由拒绝出庭，选择了息事宁人。

唐季珊倒是准备以“虚构事实，妨害名誉”的理由，反诉张达民，可这个理由苍白空洞，根本不足以对抗张达民和报纸舆论的联手攻击。

最终，张达民胜诉，阮玲玉服输。

从这一案件的结果就能看出来，女明星平时看起来高高在上，但如果没有绝对强硬的靠山，其实就是个精致的瓷娃娃，一碰就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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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

张达民胜诉以后不久，便又向法院提交一纸诉状，完全不提 签署《阮玲玉与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的事， 一口咬定自己和阮玲玉是合法夫妻，唐季珊和阮玲玉同居是妨害家庭，阮玲玉和唐季珊同居是通奸重婚。

通奸重婚，已经脱离了民事范畴，属于刑事案件。

按照当时的规定，刑事诉讼开庭的时候，被告要站在审判台旁边的一个方形、齐胸高的木桶里，接受听证和答辩，散庭前，还得完成一场“庭谕交保”，即找到一家店铺担保，下次开庭准时到案。

对于一个女明星来说，以被告的身份出席刑事诉讼，完全是极致性的羞辱。

输了，判刑坐牢。

赢了，名誉扫地。

可以说，无论阮玲玉出席或者不出席，她都是输家，而张达民把诉状递到法庭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赢了。

这一次，张达民就是奔着毁掉阮玲玉来的。

他已经赢了前一场官司，得到了想要的利益，现在为什么要毁掉阮玲玉呢？

俩字，嫉恨。

在张达民看来，阮玲玉是张氏养大的，和他是青梅竹马，并且同居了七年，感情不可谓不深，结果去了一趟香港，认识了唐季珊，阮玲玉便轻易放弃了这段感情。于是，张达民就要问了：

“我哪里不如唐季珊？”

“你就这样绝情吗？”

“你对我没有任何留恋吗？”

“我是不是再也得不到你了？”

既然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张达民得不到的东西，唐季珊也别想得到，你阮玲玉不珍惜我的感情，我张达民就彻底毁了你。

这，应该就是张达民二次状告阮玲玉的真实心理。

而就在这个时候，阮玲玉的电影《新女性》上映了，大致剧情是阮玲玉饰演的一位知识女性，在女子中学任教期间，认识了一名出版社的编辑，得到了出版小说的机会。但因为旧社会的种种逼迫，这名女性在小说出版前，被迫服毒自杀，而和她结怨的报社记者，将这则消息刊登出来，起到了抹黑造谣的作用。

毫无疑问，在这部电影中，报社记者是一个迫害女性的反面角色。

于是，《新女性》上映之后，随即被上海的报社和记者极尽攻击，认为这部电影侮辱了他们的职业形象。

现在，张达民以通奸重婚的理由二次状告阮玲玉，恰恰是给报社和记者提供了素材。

阮玲玉，就此成为整个上海舆论场集中攻击的目标。

可以说，法庭二次开庭以前，虽然阮玲玉仍然有生命体征，但她已经社会性死亡了。

而在法庭羞辱和舆论攻击的双重压迫下，阮玲玉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于1935年3月8日凌晨，吞下三瓶安眠药，自尽了。

从张达民第一次状告到阮玲玉自尽，共计72天。

就这样，张达民这个不知名的小人物，通过精心策划，完成了一场针对女明星的精准猎杀。

4

阮玲玉自尽以后，《新女性》的导演蔡楚生说：

“她是那样的爱惜羽毛，又是那样的爱强爱好，但是现在她在千万人的面前，却成了莫须有的罪人，她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莫须有三字，可以看作是蔡楚生对阮玲玉死因的解释，同时也是对张达民、报社、记者等杀人者的声讨。

但《大公报》在《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的报道中，却是这样说的：

“素负盛名之中国电影明星阮玲玉，最近被其前夫张达民所控告，刺激甚深，乃于昨晨3时许，突起厌世之心，在私宅中暗服安神药片三瓶自杀。嗣经乃夫唐季珊发觉......于下午6时半殒。”

短短几句话，就给阮玲玉安排了两个丈夫，用舆论手段，将张达民诬告的通奸重婚罪名定死。

可是，他们两人，没有一个是阮玲玉的合法丈夫，都是同居男友而已。

后来，还是鲁迅先生看不下去，在《太白》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论人言可畏》，就此事说了一段公道话：

“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

颇有名却无力，短短六个字，就把女明星的地位和处境道尽了，并直言不讳的将“张达民制造舆论逼死阮玲玉”的真相，公之于众。

阮玲玉的事说完了，我们也可以做个定论了。

一句话。

阮玲玉不是纯洁无暇的白莲花，她选择两个男人，都是受到欲望的支配，可那都是私德方面的问题。张达民和报社记者，杀人于无形之中却巧妙逃脱了法律制裁，才是未被惩罚的真正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