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5年1月28日，贵州土城青杠坡，中央红军与川军展开激战。此时的红军指挥阵容极为罕见，毛泽东刚从遵义会议后重新参与军事指挥，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也都在军中。
按后来授衔，这七人均为人民解放军元帅。可就在这场战斗里，红军却被一支川军打得十分被动，甚至一度逼近指挥机关。那支川军的主将，正是郭勋祺。
土城之战并非红军没有准备。中央红军原计划西进川南，渡过长江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抵达土城附近时，侦察情报判断，前来阻击的川军兵力约四个团，红军于是决定集中力量先解决这股敌人。
战斗打响后，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川军实际投入的兵力超过预估，而且后续援军不断赶来。红军原本想打一场局部歼灭战，却被拖进了正面硬拼。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董振堂率部配合进攻，战场上的每一处山梁都反复争夺。
郭勋祺的指挥风格，恰好适合这种混战。他没有坐在后方等待消息，而是把精锐部队投入关键地段，连续向红五军团阵地施压。川军突破后继续推进，红军指挥部前沿也受到威胁，局势一度相当紧张。
朱德亲自赶到前线。干部团在陈赓带领下组织反击，经过多次冲锋，终于夺回营棚顶等重要阵地。毛泽东从高处观察战况，称赞干部团打得好，并说陈赓可以当军长。这句话既是鼓励，也说明战斗已经到了靠骨干部队硬顶的程度。
但红军刚稳住阵脚，川军增援又到。继续纠缠，红军主力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军委遂决定撤出战斗，部队于1月29日凌晨从浑溪口、蔡家沱等处渡过赤水河。此后著名的四渡赤水，便从这次并不顺利的突围开始。
土城一战，红军歼敌与自身伤亡都达到三千余人的规模。1958年，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土城失利是自己军事生涯中少数几次败仗之一。郭勋祺没有趁势穷追，发现红军无意立即入川后，便让部队保持距离。这种克制，反而避免了川军被红军调动和反击。
郭勋祺1895年出生，早年投身军旅，曾在西藏等地作战。长期的军旅生涯，使他获得“莽娃”的外号。这个“莽”不是只知冲杀，而是敢于担责、敢把部队放到最危险的地方。刘湘熟悉他的性格，出兵前还特意提醒他，不要轻易与红军拼消耗。
有意思的是，这位曾经重创红军的川军将领，抗战期间对日军同样强硬。1937年南京保卫战中，郭勋祺任第一百四十四师师长。川军装备较差，日军因此有所轻视。他与第一百四十六师师长刘兆黎商定，利用敌人的大意设伏。
川军先行佯退，引诱日军追击，随后以炮火和反击部队夹击。郭勋祺在战斗中被流弹击中大腿，仍坐在担架上指挥，直到部队奉令换防才被送往医院。伤口已经严重化脓，但他并未立即离开战场。
1938年伤愈后，郭勋祺出任第五十军军长。部队驻地与新四军活动区域相近，双方在共同抗日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联系。他并非一开始就完全改变立场，而是在一次次接触中，看清了谁在坚持抗战，谁在借抗战之名排斥异己。
台儿庄战役期间，日军第六师团曾准备北上增援。郭勋祺主动向芜湖方向出击，牵制谷寿夫所部，使其无法顺利抽调北上。虽然他没有直接进入台儿庄战场，但这次行动客观上减轻了正面战场压力。
他的选择也因此触怒蒋介石。1939年冬，郭勋祺被以“作战不力”为名撤职，随后送回重庆。皖南事变后，外界才逐渐明白，他真正不愿做的，是把枪口转向正在抗日的新四军。
1948年，郭勋祺被中原野战军俘获。刘伯承、陈毅等人与他交谈时，他提出愿意回四川做策反工作，利用旧日人脉劝说川军将领接受和平解决。途中他被白崇禧部截获，后被送往南京软禁。蒋介石下野后，他终于恢复自由，并返回四川开展工作。
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都曾受到他的影响。成都和平解放并非一人之功，但郭勋祺凭借旧交和威望所做的沟通，确实发挥了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川西和四川政府任职，分管交通、水利等工作，1959年病逝于成都。
土城的枪声，记录了他的勇猛；抗战和策反经历，则显示出他的判断。对手不同，选择不同，郭勋祺这一生始终把部队带到了最要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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