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362年六月，山东益都城外，元军统帅察罕帖木儿接到一封降书。写信的人叫田丰，是红巾军将领；他在信中表示愿意归顺，还请察罕亲自前来受降。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普通的归附，竟成了元末最强悍将领的死亡陷阱。
察罕帖木儿并非出身汉族世家。他是乃蛮部后裔，家族长期居住中原，受汉文化影响很深，能读经史，也熟悉地方政情。元末兵乱爆发后，官府失去控制，许多地方豪强只顾自保，察罕却变卖家产，招募乡勇，组建武装。
这一步很冒险。
起初，他手中的不过是一批农民和地方子弟，装备简陋，训练也谈不上精良。察罕没有急着扩张，而是亲自整顿队伍，严明军纪，要求士卒不得掠夺百姓。那时兵灾连年，百姓最怕的往往不是叛军，而是借平乱之名抢掠的官军。察罕抓住了这一点，队伍很快站稳脚跟。
他的真正本领，在于善于把书本上的兵法变成战场上的办法。
面对红巾军重兵据守，他很少硬碰硬，而是调动小股部队佯攻，主力迂回，专门寻找敌军防守薄弱处。潼关、安邑等地相继被他夺取，名声也从地方传到了大都。元廷发现，这个原本的地方乡绅，已经成了朝廷不可替代的军事支柱。
1359年，汴梁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这里是中原重镇，城高粮足，红巾军守备严密。察罕抵达城下后，没有贸然攻城，而是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在城外挖壕筑垒，封锁交通，切断粮道。
这是一场耐心的较量。
围城持续数月，城内粮食逐渐减少，援军也迟迟无法抵达。察罕把兵力分成数道防线，既防止守军突围，也防备外援袭击。九个月后，汴梁城中粮尽，守军战力大幅下降，城池终于被攻破。
有意思的是，攻入汴梁后，察罕没有放任部下抢掠。他下令，凡是伤害百姓、私取财物者，按军法处置。这样的做法未必能改变战争的残酷，却让他在中原获得了难得的声望。元顺帝随即重用他，察罕成为山东、河南一带最有实力的将领。
这时，朱元璋正在应天府经营自己的地盘。
应天与中原相隔不远，朱元璋自然清楚察罕的分量。对方手握精兵，控制交通要地，又有元廷名义上的支持。如果察罕向南推进，朱元璋刚刚建立的根据地便会面临巨大压力。
据相关记载，朱元璋曾遣使与察罕修好，提出各守疆界。面对这个主动示弱的地方势力，察罕并没有立刻出兵。他忙于围剿中原残余红巾军，认为朱元璋尚未成气候，暂时不值得倾尽主力对付。
有人劝他乘早解决南方势力，察罕却说：“中原未定，何必急于向南？”这句话并非全无道理，却暴露出他的判断：他把朱元璋看成了需要等待处理的对手，而不是正在迅速成长的政治力量。
真正致命的疏忽，出现在益都。
田丰原本是红巾军将领，曾与察罕交战。归降消息传来后，部下多次提醒其中可能有诈。察罕却相信，自己以诚相待，对方已经走投无路，不敢再冒险反叛。于是，他只带少量亲兵进入田丰营中，没有携带大队人马，也没有做好应变准备。
酒席进行到一半，帐后突然杀出刺客。王士诚挥刀袭击，察罕身受重伤，亲兵仓促抵挡，终究未能救回主将。关于刺杀过程，史籍记载略有差异，但察罕死于田丰部众设伏，基本没有疑问。
这不是两军阵前的决战，而是一场利用信任完成的突袭。
察罕遇害后，养子王保保立即成为元军在北方的重要人物。他继承了察罕留下的军事资源，也接过了对抗朱元璋的重任。只是，察罕一死，元廷在中原的统治便失去了最坚硬的一根支柱。
消息传到应天，朱元璋先是反复核实，确认无误后，态度迅速改变。此前的克制与往来，随之失去意义。此后数年，朱元璋不断扩张势力，最终于1368年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
察罕若未在1362年遇害，朱元璋当然未必能够按照原有节奏向北发展。至少在中原方向，他会面对一个懂军事、有人望、能整合元军的强敌。可惜，察罕的长处也是他的软肋：他相信军纪能够换来民心，也相信诚意能够约束降将，却低估了乱世中利益、恐惧与背叛的力量。
一代名将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一次错误的赴约中。史书里的“察罕之死”，写的是一桩刺杀；放在元明易代的大局里看，却像是中原权力格局突然被撬开了一道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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