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云南建水,朱德走出燕子洞时,陪同人员已经在催促启程。按原定安排,他还要赶往个旧。老人却没有立即上车,只是回头望了望洞口,随后提出:“我想在建水多住一天。”一句话,牵出了他与这座古城三十多年的旧日联系。
这次云南之行,并不是普通的游览。朱德早年曾在云南从军,对滇南山川、城镇和民情都很熟悉。建水古称临安,他在这里驻扎、带兵,也经历过从营长到团长的军旅阶段。故地重来,看的不只是风景,还有一段被岁月掩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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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建水时,天色已经黑了。县里准备了当地饭菜,烧豆腐、苦刺花、江鳅都摆上了桌。朱德吃得很实在,身边工作人员见状,便对县里同志说:“朱副主席今晚吃得比在昆明多。”这类家常饭菜,反而让他感到亲切。
饭后,他没有马上休息。古城的街巷、南教场的操练声,还有当年见过的乡亲,似乎又从记忆里走了出来。那时的建水并不安宁,滇南匪患较为严重,部队常常要进山清剿。朱德在这里停留较久,对许多道路和村寨留下了具体印象。
第二天清晨,他登上古城东门朝阳楼。晨光从城外铺进来,南面的南教场已经变成农田,只剩下一处球场还依稀保留着旧日痕迹。朱德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战场没有留下多少实体,人的记忆却往往比石墙更难消失。
建水方面还特意安排了一次文化藏品参观。县里把收藏的字画、碑帖和木刻书籍集中陈列,负责文化工作的王泽霖陪同讲解。朱德对书画素有兴趣,观看时并不匆忙,遇到细节还会俯身辨认,表现出相当严谨的鉴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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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十八罗汉图》前,他停留的时间最长。画中人物神态不同,山水、云龙与宗教形象相互映衬,带有鲜明的地方艺术气息。朱德评价其笔法细密、人物传神。得知作品没有署名,他并没有因此降低评价,只说:“没有名字,艺术价值也不会因此消失。”
为了防虫防潮,工作人员介绍,平时会把画卷装入金属筒,再放进木箱,箱中置放樟脑球。朱德听后表示,这样保存已经很用心,保护文物的条件可以逐步改善。话不多,却点出了当时地方文化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藏品不少,专业保管手段却有限。
有意思的是,一本字帖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清末云南书法家陈荣昌的作品,曾与唐继尧有关,属于私人收藏。收藏者愿意转让,但索价五十元,文化部门一时拿不出这笔钱。朱德询问情况后,对建水县委负责人说:“这个价钱合理,可以让文化馆收过来。”这件事很快得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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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在陈列品中发现了木刻版《南诏野史》。南诏是唐代云南重要的地方政权,相关文献存世不多,后人对那段历史的认识,长期依赖有限史料。朱德早就对云南地方史有兴趣,没想到在建水遇到这套书,便欣然接受当地赠送的一册,说:“多谢你们割爱了。”
离开古城后,车队驶向三十公里外的燕子洞。这里有天然溶洞和地下河,洞内光线幽暗,过去还因燕子聚集、盛产燕窝而为人所知。朱德坚持前往,并非只为看钟乳石,而是想见一位旧识——曾在此修行的道人段志罡。
早年匪患蔓延时,段志罡曾被一伙土匪抓住,逼问所谓的财宝。他指着洞外的楼阁说,香火钱都用来修缮庙宇,根本没有金银。土匪没有找到财物,仍将他装进麻袋推下山崖。幸运的是,途中被树枝多次挡住,他才捡回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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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朱德率部清剿当地匪患,段志罡重新回到燕子洞。多年之后,两人在洞中重逢。此时的道人已经一百零四岁,仍守着这处山洞。有人盗挖钟乳石、砍伐古树,他便上前劝阻。朱德与他紧紧握手,久久没有松开。
段志罡举着火把在前面引路,朱德一行沿着洞内石道缓缓前行。流水声从黑暗深处传来,钟乳石在火光中显出不同形态。走出洞口时,朱德感慨云南山川“地上、地下都美”。这份感受,既来自自然景观,也来自他与滇南旧地之间难以割舍的经历。
按计划,他本该立即离开建水。也正是在这段返程途中,朱德提出想多留一天。陪同人员考虑行程和安全,没有同意,车队仍按安排前往个旧。朱德没有再争辩,只在当晚写下《重到临安》和《燕子洞》两首诗,把未能多停留的遗憾,留在了建水的旧称与洞穴名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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