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9年初，香港《文汇报》编辑部里，报纸上不断传来解放军取得胜利的消息，许多人已经开始盘算返回内地。总编唐纳却没有表现出轻松，反而递上辞呈，表示准备离开香港。
这个决定让同事们十分意外。按常理说，革命形势越来越明朗，像唐纳这样长期支持进步事业、在新闻界颇有影响的人，正是应该回到内地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为什么偏偏选择离开？
《文汇报》总经理徐铸成曾出面挽留。唐纳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诸君都能回去，唯有我不能。”徐铸成不明白，追问原因。唐纳没有展开解释，只说：“有江青在，我不能留下。”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私人恩怨，却并不只是旧日婚姻留下的芥蒂。唐纳真正担心的，是自己太了解江青的性格，也清楚自己与她曾经的关系。一旦对方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拥有权力，旧事就可能变成无法摆脱的风险。
唐纳原名马季良，1914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出身书香家庭，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后来进入上海文化圈。他写影评、编剧本，也参与电影演出，笔名“唐纳”逐渐为人熟知。那时的上海，电影、报刊和政治彼此交织，文化人的立场往往会影响个人命运。
青年时期的唐纳结识过叶圣陶、顾颉刚等文化界人士，也接触过左翼进步团体。抗战爆发后，他投身新闻和抗日宣传，曾担任战地记者，撰写过抗战题材作品。和许多同时代知识分子一样，他希望通过报纸、戏剧和文字，参与民族救亡。
1935年，女演员蓝苹出演易卜生的《娜拉》。唐纳作为影评人，对她的表演给予肯定，称她是一颗耀眼的新星。两人因文化活动相识，随后走到一起。1936年4月26日，他们在上海举行婚礼，婚礼主持人为沈钧儒，一时成为文化界谈论的事情。
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两人的性格、生活方式和事业选择存在明显差异，争执不断。1937年，两人正式离婚。此后，蓝苹前往延安，后来改名为江青；唐纳则继续从事新闻和抗战宣传，双方的人生道路逐渐分开。
分开，并不等于过去不存在。唐纳曾经与江青共同生活，对她的脾气、处事方式和人际关系都有直接了解。外界看到的是一段结束的婚姻，唐纳想到的，却是这段经历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抗战后期，唐纳担任《时事新报》总编辑，因报纸立场和言论倾向受到压力，后来进入《文汇报》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上海局势紧张，《文汇报》受到查封，唐纳转赴香港，参与恢复香港版《文汇报》，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1949年，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迅速瓦解。徐铸成等人把回到内地视为顺理成章的选择，唐纳却选择远行。徐铸成当时认为他过于谨慎，甚至劝道：“事情已经过去了，何必再放在心上？”
唐纳没有改变决定。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自己并非不思念祖国，而是担心旧日关系会成为祸根。他甚至表示，正因为曾经与江青亲近，才比旁人更清楚她的性情。这种判断带有强烈的个人体验，也夹杂着对政治风险的敏感。
多年以后，徐铸成回忆此事，承认自己当年低估了唐纳的顾虑。特殊历史时期到来后，一些曾与江青有过交往的文化人受到牵连，赵丹、郑君里等人的遭遇，也使这段旧事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唐纳当年的选择，因此被不少人视为一次躲开政治风暴的决定。
不过，不能把唐纳的离开简单解释成逃避。他后来长期生活在法国，与陈润琼结婚，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有人曾邀请他撰写有关江青的传记，并许以较高报酬，他拒绝了。对这位曾经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人，他显然不愿再以私人经历换取名声。
1978年，唐纳回到祖国，并受到叶剑英接见。此时距离他1949年离开，已经过去近三十年。1988年8月23日，唐纳在巴黎病逝，终年74岁。那句“有江青在，我不能留下”，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受关注、最难被简单解释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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