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国际传播的协同演进逻辑

从文明互鉴的原则高度出发，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助“发声—反馈—吸纳—重构”的迭代机制，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跨越语言、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藩篱，真正实现从“自我言说”向“全球共识”的跃迁，最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和话语资源。

原文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国际传播的协同演进逻辑》

作者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张志鹏

图片 |网络

当前，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但“发展优势未能完全转化为话语优势”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破局关键在于挖掘“体用不二”的中国哲学智慧，超越将自主知识体系与国际传播能力相互割裂的传统思维模式，深刻把握知识之“体”与传播之“用”的动态互构关系，在二者的双向赋能中探寻知识自立自强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协同演进之路。

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双重依附”困境

话语权的本质是知识体系的外化。福柯和萨义德等学者早已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部分西方国家凭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构建起了相互强化的知识生产与话语传播机制。在知识生产端，某些西方国家利用“普遍主义”叙事，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地方性知识”包装为“普世真理”；在国际传播端，这些国家通过成体系的“软实力”输出渠道，借助跨国媒介资源——特别是媒体平台及其推荐算法——和学术评价体系，影响甚至主导着全球性议题的设置。这种“设定议程—垄断渠道—输出理论—规训认知”的严密闭环，使得西方的知识霸权与传播霸权交织叠加，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舆论场面临的结构性限制。

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外部壁垒出发，我们更需反思国内学术生产与传播面临的“双重依附”困境。在本土理论创新方面，部分研究仍习惯于奉西方理论为圭臬，以之“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此类似，对外传播实践往往由于对自主知识体系重视不足，而局限于跟随西方议程的“防御性辩解”或缺乏学术厚度的“口号式宣介”，难以在国际交流中引发深层次的价值认同与思想共鸣。

例如，个别西方媒体长期以“数字威权主义”等话语陷阱，抹黑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正常合作。面对这种污名化叙事，除了阐明中国人工智能如何以其开源普惠的价值取向促进全球技术平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要跳出“被动自证”的思维定势，依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前沿科技叙事与话语，争取国际舆论场上的主动权。简言之，若没有原创性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体”来立言定调，国际传播能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缺乏高水平对外传播实践作为“用”来转化拓展，本土理论就失去了在国际交流中接受检验、引领共识的机会。

“体用不二”的历史智慧与范式突破

要破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双重依附”困境，不仅要对来自外部的西方话语和媒介霸权进行批判，更需向内深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本土智慧与思想资源。吴晓明先生指出，如果说西方哲学的基本建制突出地表现为形而下的、世俗的、“此岸”的感性世界与形而上的、神圣的、“彼岸”的超感性世界之间的分割与对立，且真理位于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为代表的超感性领域，那么中国哲学的基本建制恰恰在于“道器不割”和“体用不二”——只有一个世界，即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而真理（“道”）就在万事万物（“器”）之中。这意味着中华文明从根本上拒绝将对真理的探究（“体”）与传播（“用”）对立起来，而是将“求”真与“传”真统一在人伦日用的实践过程之中。

以此观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并非孤立存在的两件事情，而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知识生产为“体”，构成了话语传播的思想内核；话语传播为“用”，构成了知识生产的实践延伸。就自主知识体系与国际传播能力的关系而言，前者并无凌驾于后者之上的超然地位，后者也非依附于前者的末端工具。相反，两者之间是互相支撑的关系——自主知识体系之“体”，决定了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能在国际传播中走多高、走多远；反过来，向外传播本土知识的过程，同时就是确证和完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

这种“体用不二”的哲学逻辑，深刻影响了现当代中国的地缘政治话语实践。例如，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不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学说的简单移植，而是立足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帝反霸实践而形成的重大地缘政治话语创新。“三个世界”理论以超越冷战思维的深刻洞见，迅速唤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共鸣与认同，成为当时打破超级大国舆论霸权、重塑国际力量格局的重要理论资源。

如果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地缘政治话语创新的经典案例，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就是重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当代实践。它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认知预设，通过将西方经验重新定位为多种可行的现代化路径之一，完成了对西方中心主义发展叙事的祛魅。同时，其立足本土的理论之“体”与面向全球的传播之“用”相得益彰，通过论证现代化任务的普遍要求与多元实现的统一，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借鉴。

知识生产与国际传播双向互构的实践进路

把握自主知识体系与国际传播能力的互构关系，首重以“体”强“用”，在知识供给端巩固学理根基。“有理说不出”的症结不仅在于传播手段存在局限，更在于对外话语缺乏本土学术支撑。因此，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不应止步于优化话术技巧，而必须溯源至知识生产内核，扎根中国历史实践，以“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引发国际热议的概念为基础，继续提炼具有中国底色和世界意义的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命题。以严密、深厚的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思想之“体”，方能更好地突破西方的认知垄断和话语霸权，在激烈的国际叙事博弈中赢得主动，推动国际传播从防御性的“舆论反击”跃升为真正具备感染力和说服力的“知识对话”。

在夯实理论之“体”的基础上，亦需以“用”促“体”，通过高水平的国际传播实践深化自主知识体系的跨文化阐释。国际传播并非对国内文本的字面翻译与机械外推，而是一场横跨不同认知系统的话语重构。面对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差异与国际舆论中的某些刻板印象，对外发声必须完成从“学理”向“事理”、从“中国语境”向“人类共鸣”的创造性转化。这要求推动高校、智库、媒体、企业跨界协同，充分发挥其对外传播的“解码器”与“转换器”功能，善用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等新兴传播媒介，将脱胎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和话语转译为国际社会听得进、听得懂、有共鸣的共性叙事，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反思西方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霸权、摆脱学术依附与传播失语状态，促进全球知识生产的多极化与舆论传播的民主化。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来自国际舆论场的质疑、反驳与困惑，除了运用自主知识体系进行学理化阐说，还可将其当作丰富本土知识、突破认知隔阂、促进意义共享的契机。这要求从文明互鉴的原则高度出发，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助“发声—反馈—吸纳—重构”的迭代机制，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跨越语言、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藩篱，真正实现从“自我言说”向“全球共识”的跃迁，最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和话语资源。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4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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