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参考消息网9月1日报道 澳大利亚“对话”网站8月27日发表题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技术突破建立在数十年积淀之上》的文章，作者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战略与创业系副教授弗雷德里克·冯·布里尔。全文摘编如下：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苏陷入一场争夺技术和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竞赛。美国认为自己稳居领先地位。因此，当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送入轨道时，美国人几乎是措手不及。
今天，美国正与另一个大国中国展开竞争。近年来，中国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破性进展。问题是，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其他国家又能从中学到什么？
“斯普特尼克时刻”并非偶然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试图通过考察1985年至2023年间约1400万份中国专利公开文件，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创新能力。其研究结果表明，当下的这些“斯普特尼克时刻”靠的不是没来由的运气，而是数十年来的积淀。
该研究指出，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一直在增长。新专利数量从本世纪初的每年不到1万件稳步增长至2022年的超过40万件。
仔细分析全国经济研究所的最新研究，就会得到一些有趣的见解。
第一，研究表明，中国提交的专利申请并不只是数量的增长，也不是低质量专利的堆砌。在一个跟踪新研究成果是否影响后续发明的指标上，中国专利相对于美国专利的地位正稳步提升。
第二，推动中国申请专利的并非只是一些“国家冠军企业”。情况恰恰相反。2022年，中国关键技术专利的十大持有者仅持有中国所有专利的4%。这与美国明显不同，美国十大持有者持有美国所有专利的20%。
第三，中美两国高校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虽然私营部门占中国关键技术专利的58%，但有27%的专利来自中国高校。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高校仅占关键技术专利的3%。
历史表明，这种模式或许并非中国所独有。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2013年出版的《创新型政府》一书中认为，仅凭企业家个人和企业恐怕并不能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她认为，美国的许多技术突破依赖各参与方长期积累的发明与能力；尤为重要的是，得到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往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祖卡托说，以iPhone这一突破性产品为例，使iPhone成为可能的许多技术，从触摸屏到全球定位系统(GPS)甚至其语音助手Siri，在iPhone问世之前就已由不同的、通常是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机构开发出来。
基础资源提供支撑
过去，澳大利亚在发明和科学发现方面有着不错的表现，但现在我们越来越难以跟上世界技术领先者的步伐。
在一些特定的关键技术领域，澳大利亚确实仍有超过自身经济实力的表现。例如，自2000年以来，澳大利亚在电池关键金属精炼领域的专利约占全球的9%。澳大利亚在量子计算专利数量上也位列全球第12。而且澳大利亚过去也曾有一些重大的创新成功案例。比如，使现代Wi-Fi快速可靠的无线局域网技术是在澳大利亚开发的。
然而，澳大利亚目前在技术发展方面的走向多少令人担忧。相对于其经济体量，澳大利亚的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从2008至2009年度的2.24%下降到2023至2024年度的1.69%。
仅仅靠增加研发投入可能还不够。要将新发明和新技术能力转化为实际成果并实现进一步发展，还需要企业具备相应的人员、专业知识与资源。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显得相对薄弱。澳大利亚企业每1000名员工中仅有约3名研究人员，而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为每1000名员工中有6.5名研究人员。这表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将技术突破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可能较弱。
中国创新成功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当一项技术突破获得全球关注时，支撑该技术突破的本土能力可能已经积淀了数十年。若等到这种能力突然变得至关重要时才着手发展，恐怕为时已晚。（编译/涂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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