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堵住“打号”黑产，不能只靠受害者自认倒霉、自掏腰包“消灾”。
▲一位“打号者”自称凭借恶意举报半年收入18万元左右。新京报资料图
文 | 吴睿鸫
25元举报500次、1200元包下架、28.8元拜师学“打号”——在二手交易平台与境外社交软件上，短视频平台的举报权正被做成明码标价的生意。
新京报记者的暗访调查，把这桩生意的门道摊在阳光下：有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批量举报，专挑创作者下手，敲诈“保护费”；有人收钱替品牌方“平事”，靠打压对手牟利；还有人招收学徒、传授话术，让恶意举报变成可以复制扩张的“手艺活”。
先看受害者的处境。19岁的绘画博主被举报封号，无奈转账千元“求放过”；反诈博主发布调查视频，一夜百万播放后遭遇反复下架，一个多月的“下架—上传—再下架”的挣扎后，最终只能放弃；台球厅里一段再普通不过的视频，凭一个虚构的“泄露隐私”理由，两小时即被下架。这些个案拼在一起，勾勒出恶意举报的杀伤力。
这种恶意举报，不挑内容对错，只挑下手对象；不看证据真伪，只看材料够不够“唬人”。对靠创作激励维持生活的博主而言，一次恶意举报，可能就是收入的断崖，甚至账号的终结。
恶意举报之所以成势，首当其冲的是举报与申诉成本的严重不对等。恶意举报者只需几分钟、几块钱，甚至无需任何举证，就能让一条视频下架；而被举报的创作者，要填复杂表格、提交身份证件、反复补充材料，等来的往往是“不予解封”。
一边是“一键下架”的迅捷，一边是“申诉无门”的漫长，成本如此失衡，黑产自然趋之若鹜。
平台“宁枉勿纵”的审核逻辑，也在客观上为恶意举报提供了便利。AI审核追求效率，对疑似违规内容先下架再复核，本无可厚非；可当举报材料可以伪造、他人肖像可以张冠李戴、报案回执纯属虚构时，平台若仅凭一纸投诉便仓促下架视频，就失之粗疏与鲁莽了。
黑产从业者研究AI规则、迭代话术、伪造材料的速度，甚至跑在了审核机制更新的前面，形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攻防差，这对平台审核提出了更高要求。平台需要继续升级防御与治理手段，让AI初审与人工复核并重，综合运用人防与技防，将黑产屏蔽在平台之外。同时，畅通申诉渠道，别让创作者为莫须有的投诉耗尽心力。
从法律层面看，恶意举报也绝非“小打小闹”。伪造材料、恶意投诉，轻则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罚款或拘留；重则涉嫌诬告陷害、敲诈勒索等犯罪，还要承担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赔偿。
监管部门也应顺藤摸瓜、露头就打，斩断接单、收徒、牟利的完整链条，让恶意举报者付出实打实的代价。
举报权本是平台赋予用户的公共治理工具，不能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谁把举报玩成生意，谁就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撰稿 / 吴睿鸫（职员）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刘军
值班编辑/ 刘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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