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开国将帅里面有几位眼睛不太灵光的，元帅里面的代表是刘伯承，上将里面的代表是王新亭，而大将里面的代表无疑就是黄克诚，他高度近视，人称“黄瞎子”。
黄克诚眼睛不好，主要原因大概是先天性遗传所致，根据女儿黄楠回忆，黄克诚家中兄弟姐妹四人全部都是天生高度近视，属于家族遗传的眼部屈光问题，自幼年起视力就严重受损，年少时视物便十分模糊。
先天重度近视是基础，而后漫长艰苦的革命生涯，进一步加剧了黄克诚双眼视力的恶化。长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奔波，战火烟尘、汗水反复糊住镜片，经常在丢失眼镜后依靠微弱视力强行行动；战争年代条件艰苦，常年缺医少药，没有条件做任何视力矫正与眼部养护；加上几十年高强度熬夜谋划战略、伏案起草电报文件，用眼负荷极大，让原本就很差的眼部状况持续衰退。
到了晚年，黄克诚双眼近乎完全失明，只能依靠听觉辨认来人、了解外界信息。
我们现在的人真是很难想象，在残酷恶劣的战争年代，像黄克诚这样高度近视的人是如何战斗、生活的，在革命队伍里这些戴着酒瓶底般、厚厚的近视眼镜的人，总让人感觉他们是不同寻常的“另类”，影响到他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军事主官。
对此，黄克诚自己也有自知之明。1940年初，八路军总部决定八路军第二纵队，拟任命黄克诚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黄克诚晚年在自述中说：“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身体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也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的不利条件，我求总部另行考虑纵队司令员人选，我只担任政治委员一职。”
黄克诚因为他的高度近视，在战争年代可是吃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甚至多次濒临死亡的绝境，死里逃生。
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1930年7月25日的平江晋坑伏击战中。
战斗打响后，敌我双方很快就混战在一起，从早晨一直激战到黄昏。因为黄克诚所在的支队长不在，作为支队政委的黄克诚承担了指挥部队的责任。
激战中，黄克诚突然发现身后有一支队伍在向他逼近。因为黄克诚是高度近视，且这时眼镜片上已沾满了汗水，视线更加模糊，无法辨清对方究竟是什么部队。
情况紧迫，容不得多作思考，黄克诚便迎着这支部队走过去，心想待弄清情况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双方快靠近时，黄克诚模模糊糊地看见对方许多黑洞洞的枪口瞄着他作射击姿势。
黄克诚意识到是碰上了敌人，稍一迟疑，便向他们摆摆手，口里喊道：“别打枪！” 话音刚落，几支枪一齐向他开了火。黄克诚急中生智，在喊话的同时，就势卧倒，伏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只听子弹在耳边嗖嗖作响，料定此番必死无疑。待黄克诚滚到山脚下，感到自己还有知觉，但眼镜、帽子和身上的挎包已不见了。用手在周身上下摸了一遍，万幸没有中弹。警卫员在山顶上见黄克诚倒地滚下山去，以为首长中弹牺牲，就跑回去报告了部队。
黄克诚一个人在山脚下，没了眼镜，周围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只好摸索着前进。天黑下来时，他爬到公路边上的树林中，看见许多人在公路上奔跑呼喊。我定眼仔细辨认，恍惚看见奔跑的人群都佩戴着袖标，断定是自己人，便上了公路，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原来，敌军溃败后，我军正乘胜尾敌追击。
深知眼镜关乎性命与指挥，黄克诚养成了硬性习惯：每打下一座城镇，必定立刻添置两副眼镜，一副日常佩戴、一副贴身备用，以防不时之需。作战时尽量低头弯腰，减少镜片反光；冲锋、夜战、雨天等低能见度环境下，非必要不摘镜擦拭，最大限度避免因失明丧失战场应变能力。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攻打福建建宁县城时，黄克诚这时担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师长彭遨靠前设置指挥所，抵近观察攻城的突破口。
守城敌军远远望见前线有戴眼镜的指挥员，直接判定为高级指挥员，两挺机枪立刻调转枪口对着二人所在点位扫射。黄克诚因为眼睛近视，未能察觉。多亏身旁的师长彭遨反应极快，说时迟那时快一把将他拽倒并翻滚进土坑掩体，才堪堪躲过致命火力。
此后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多次叮嘱黄克诚，不要戴着眼镜频繁前往最前沿阵地，目标太过显眼极易遭敌人定点打击。
有意思的是，尽管数次因高度近视身陷绝境，黄克诚一生征战却从未被子弹击中负伤，真是多亏了马克思在天之灵的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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