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政治投机！万斯摒弃初心颠覆自我，用受害者政治改写右翼格局

2021年9月，当J.D.万斯还是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提名中的冷门候选人时，他出现在福克斯新闻的《塔克·卡尔森今夜秀》上。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万斯在这个深红州的机会因他早前拒绝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而十分有限。

到参议员竞选时，这些言论已成为政治负担。他删除了这些言论，并开始了道歉之旅。“我一直很坦率地说，我确实说过那些批评的话，我对此感到后悔，”他告诉媒体。“我后悔看错了这个人。”

“我们为什么要允许那些正在摧毁这个国家的公司享受税收优惠？”他问道。“我们为什么不没收福特基金会的资产，对其征税，然后把钱分给那些被他们激进的开放边境议程毁掉生活的人？”卡尔森此前一直保持着一副认真关切的表情，但在听到惩罚性财富再分配的建议时，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保守派专栏作家罗斯·杜塞特后来将万斯的策略比作“焚舟破釜”——通过严重冒犯建制派规范，使自己永远无法再回到与昔日朋友保持良好关系的精英行列，以此赢得保守派的信任。这是一场回报丰厚的豪赌。通过一场高强度的怨愤煽动运动，万斯在俄亥俄州的民调数字有所改善。他前往海湖庄园恳求特朗普的背书；当他成功时，这足以推动他在初选中最后一刻获胜，六个月后，他获得了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席位。又过了两年，他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和假定继承人。

这在语气和政策上都令人头晕目眩地逆转了方向。

在提出政客应没收福特基金会资产五个月后，万斯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的2022年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他信息的核心在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中就得到了总结。

“对于那些不知道我是谁的人，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万斯开场说道。“我在俄亥俄州米德尔敦长大，那是一个被民主党政策摧毁的钢铁小镇。”当他的祖父母在1940年代末从肯塔基山区搬到那里时，他说，“那里是机遇之地。”但后来华盛顿的政客们“决定我们不再需要在这个国家制造任何东西”，曾经支撑米德尔敦这样的小城市的制造业高薪工作被转移到了墨西哥。

关于家乡困境的这一描述，引人注目的是它与他在《乡下人的悲歌》中讲述的故事有多么不同——这本2016年大获成功的回忆录让万斯一举成名。

在书的后面部分，万斯回忆遇到一位米德尔敦的熟人，那人承认“他最近辞职了，因为他厌倦了早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同一个人随后在“脸书上抱怨‘奥巴马经济’及其如何影响了他的生活。”

鲁莽的超支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尽管万斯的母亲是一名注册护士，继父是一名卡车司机，两人合计收入六位数——在1990年代初的俄亥俄州这是很好的收入——但他们总是为钱争吵。“这就是我的世界：一个真正非理性行为的世界，”万斯解释道。“我们花钱花到穷困潦倒。我们买大电视和iPad。我们的孩子穿着好衣服，靠的是高息信用卡和发薪日贷款。我们买不需要的房子，再融资以获取更多可花的钱，然后宣布破产，常常在身后留下一堆垃圾。节俭与我们的本性相悖。”

万斯将自己在这样的生活中脱身归功于祖父母，他们“对努力工作和美国梦有着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他写道。“他们知道生活是一场奋斗，虽然像他们这样的人面临的困难更大，但这并不能成为失败的借口。‘永远不要像那些觉得命运在跟自己作对的失败者一样，’祖母经常告诉我。”他们督促他在学校好好学习，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他做到了。

相反，万斯传递的信息是：特朗普四年前输给乔·拜登是非法的；海地难民是吃掉邻居家宠物、败坏美国生活方式的入侵者；肯塔基和俄亥俄等地勤劳的人们正被自由派 cosmopolitan 精英阶层坑害。这是一场义愤填膺的竞选活动，充满了承诺——只要选民把特朗普送回白宫，只有他能解决选民的问题。

万斯从重复祖母的格言“天助自助者”转变为将米德尔敦的困境归咎于民主党的不法行为，应被视为同一现象的创新案例。像身份政治左翼一样，他正在参与“竞争性受害者化”——将自己标榜为工人阶级的盟友，而工人阶级在现代全球化社会秩序中被置于弱势或受压迫群体的位置，“可怜而无辜”。移民（他将其描绘为共同压低本土工人工资、贩卖芬太尼等致命毒品的群体）和沿海精英（作为敌视信仰和家庭的无道德世俗主义的布道者）是加害者，应当为他们的罪过受到惩罚。

八年后，当他加入特朗普竞选时，万斯不再就那种蓝领受害者叙事发出预言式警告。到2024年，他自己成了贩卖这种毒品的人。

随着2028年总统大选临近，一些保守派开始对万斯将成为该党下一任旗手的前景感到不满。作为现任副总统，他当然在共和党提名中处于领先位置。但他缺乏特朗普所拥有的大众吸引力，并且背负着额外的意识形态包袱——他明确认同现代美国右翼中的“后自由派”派系。

粗略地说，后自由主义是这样一种理念：与美国建国相关的自由秩序是一个道德破产的计划，其时代即将终结。它希望用一种新的、更少约束的治理体制取代该秩序，这种体制更愿意以追求基督教理解的公共善为名使用强制力量。虽然有自称新教徒的后自由主义者，但最著名的倡导者中有许多是天主教徒。其中包括圣母大学政治学家帕特里克·德尼恩、哈佛法学院教授阿德里安·弗穆勒和记者索赫拉布·阿赫马里——他们都与万斯有社会和职业联系，而万斯本人也是最近皈依天主教的。

万斯的保守派批评者对他假定候选人资格提出反对的理由并不少——从他对自由市场的敌意，到他对法治的蔑视，再到他短暂政治生涯中反复展现的虚伪和不诚实。因此，英国一家媒体的迈克尔·诺尔斯在7月抨击这些批评者时，显得格外傲慢——他声称“突然且看似协调一致地针对‘后自由主义’的谩骂”据称代表了“一种新的一无所知派对天主教徒的蔑视”。

事实上，许多后自由主义（及其近亲天主教整合主义）的主要反对者本身就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皮埃尔还特别批评了那些援引基督教“爱的秩序”概念来为“先是我自己，然后是我的家人，然后是我的国家，不太担心世界其他地方命运”的关切辩护的人——这明显是在暗指万斯。

或者看看托马斯·豪斯（前天主教神学院学生）和詹姆斯·帕特森（最近在阿韦玛丽亚大学、现在田纳西大学的政治学家），他们的新书《后自由主义为何失败》追溯了上个世纪各种政教合一尝试的灾难性后果，并收录了一位保守派大主教以及美国天主教大学詹姆斯·吉本斯枢机人类生态学研究所执行主任撰写的序言。

万斯是一个自觉致力于构建和推广反自由主义保守政治路径的知识分子和影响者群体的一员。在这一努力中，他们采取了一种策略：将自己和盟友塑造成邪恶势力的受害者，而这些邪恶势力只有通过强力运用政府权力才能被制服。这一招很聪明，但通过为更大规模的国家权力集中铺平道路，万斯和后自由主义者很可能正在为未来更多更严重的暴政打开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