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18年2月，天津军粮城，徐树铮与张作霖谈的不是一场普通军事调动，而是一笔改变北洋政局的政治买卖。奉军准备入关，皖系承诺分配军火与政治利益，双方各取所需，却都没有料到，这支“请来的援兵”日后会成为皖系最危险的掘墓人。
徐树铮当时面对的难题，并非一场战役的胜负，而是皖系在北京的根基正在松动。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迅速分裂。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凭借讨逆重新掌握中央，却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旧国会。段祺瑞想以中央政府名义推进武力统一，南方则以护法为旗帜反对北京，北洋内部也因此出现裂缝。
总统冯国璋代表直系，主张南北议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依靠皖系，倾向于军事解决。直隶督军曹锟、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等直系人物，并不愿意替皖系承担战争成本。
矛盾很快摆到台面上。1917年8月，北军进攻南方，长江三督拒绝配合，还要求撤换皖系将领傅良佐。湖南随后宣布“自治”，西南势力接连援助，北军作战不利。11月22日，段祺瑞被迫辞去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皖系第一次跌入低谷。
这时，徐树铮显出了不同于一般军阀的政治手腕。他不是简单地带兵抢地盘，而是试图把军队、外交和中央名义拧成一股绳。段祺瑞下野后，他奔走于天津、北京及各派军头之间，先稳住皖系内部，再寻找能够打破直皖平衡的外援。
1917年12月2日，徐树铮在天津组织军阀代表会议。各方虽然各怀心思，却都派人参加，连曹锟也亲自到场。这个会议未能真正解决南北冲突，却让徐树铮获得了一个重要信号：只要能制造足够大的政治压力，段祺瑞仍有机会回到中央。
对徐树铮而言，问题卡在直系手里。冯国璋占据总统府，直系控制直隶及长江中下游，皖系即便得到日本方面的支持，也难以单独迫使对手让步。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局面的并不是北京城内的争论，而是秦皇岛的一批军火。
1918年2月，日本军火运抵秦皇岛。徐树铮抓住机会，向张作霖提出合作：奉军出兵入关，协助皖系夺取军火，所得大部分归奉系；作为交换，张作霖率部向天津、廊坊一带推进，对直系形成军事压力。2月23日，军火被运走，张作霖随即下令增兵入关。
徐树铮甚至出任奉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那一刻，他大概认为自己正在借奉军之力完成一件大事：扶段祺瑞复出，挤走直系，重建一个能够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
奉军入关后，张作霖发表通电，宣称此行只为“巩固责任政府，共谋国是”。这番话听起来是拥护中央，实际却是在向北京各派示威。奉军的到来打破了直皖之间的均势，曹锟等直系人物承受不住压力，开始向段祺瑞靠拢。
3月9日，王士珍辞去国务总理；3月23日，段祺瑞重新组阁。表面看，徐树铮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治翻盘，皖系重新控制中央，直系暂时退让，奉系也得到实际利益。
但政治联盟最怕的，正是“各有算盘”。
张作霖入关不是为了长期替皖系站岗。他借此取得东三省巡阅使等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对奉天、吉林、黑龙江的控制。奉系有了关内驻军和中央影响力，原本只想经营东北的张作霖，开始看见更大的机会。
徐树铮曾明白其中风险。他说过：“奉军不入关则已，入关一步，与抵京抵津无异。”这句话恰好说明了他的困境：不请奉军，皖系难以翻盘；请奉军，便等于把一个更有扩张欲望的力量放进了北方政治核心。
段祺瑞重新掌权后，皖系没有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反而继续依赖军队和外援。直系与奉系的矛盾逐渐加深，张作霖也不愿永远接受皖系调度。到了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时间集中在7月14日至19日。张作霖选择与直系合作，皖军迅速失败，皖系从中央舞台上彻底退出。
徐树铮原本想做北洋政治的操盘者，结果却把竞争者送进了牌局。董卓入洛阳，是外军借机控制京师；徐树铮引奉军入关，则是以外力打破直皖僵局。两者时代不同，结局却有相似之处：请来的力量一旦尝到中央权力的滋味，便很难再甘心做旁观者。
1920年之后，皖系失去军事实力和政治号召力。徐树铮曾经用来扶持段祺瑞的那条通道，最终成了奉系通向关内、直系联合反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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