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功也有大过，人人要求严惩！中央破例：既往不咎，安排公职

引言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各地清查旧人员的工作随即展开。一份档案摆在了审查人员的桌上——这个人，既是扭转民族命运的功臣，也曾是人人得而唾之的汉奸。档案的主人叫孙铭九。审查结果报上去，舆论几乎一边倒：严惩不贷！但中央最终给出的处置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既往不咎，安排公职。

中央为何做出这个决定？这背后，是一个关于功与过、罪与恕的复杂命题。

正文

一、那个改变历史的凌晨

孙铭九，1909年出生于辽宁新民县，1927年加入东北军。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与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是同班同学。回国后，他凭借过人的机敏和胆识，逐步成为张学良最信任的心腹之一。

1936年，局势到了一个临界点。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屡屡受挫，将士们士气低落——“打的不是该打的仗，丢的不是该丢的地”。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进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却屡屡碰壁。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夜深人静。27岁的孙铭九率领卫队二营官兵，悄无声息地逼近华清池。枪声在骊山脚下炸响。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好衣服，从后窗翻出，逃往骊山，蜷缩在一处虎斑石的石缝之中。孙铭九亲自带人搜山，找到了瑟瑟发抖的蒋介石，将其护送下山。

这一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直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没有那一夜，历史的走向几乎无法预测。而孙铭九，就是那个拎枪冲进去的人。这份功劳是真实的、沉甸甸的，任何人都抹不掉。

二、从功臣到罪人

然而，历史的转折往往比戏剧更出人意料。

张学良执意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随即被扣押。孙铭九等人力主武力救张，与主张和平解决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王以哲等人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孙铭九与几个少壮派派人将王以哲枪杀，酿成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 “二二事件” 。东北军集团由此土崩瓦解，孙铭九被迫逃出西安，避难于红军苏区。

更大的转折还在后头。全面抗战爆发后，孙铭九离开延安。抗战期间，他投靠了汪伪政权，成为一名汉奸。曾经在西安事变中推动抗日的人物，竟然走上了与民族为敌的道路。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在汪伪政府期间并无直接迫害民众的行为。

抗战胜利后，孙铭九部被国民党军收编，派回东北活动，不久为解放军所俘。

三、功过之间，中央如何抉择？

1949年，当孙铭九的案子摆上审查桌时，所有人都犯了难。

论功，他是西安事变的执行核心，亲手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民族有大功。

论过，他枪杀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导致东北军瓦解；更严重的是，他投靠汪伪政权，做了汉奸。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要求严惩。

但中央最终的决定是：鉴于其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功绩，且无重大血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安排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后来，孙铭九还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2000年，92岁的孙铭九在上海辞世，根据遗愿，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中央为何“破例”？这背后有一套清晰的逻辑——

第一，功过分明，不因过掩功。 西安事变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历史性的，孙铭九作为直接执行者，这份功绩不能被后来的过错抹杀。功是功，过是过，分开来看，才能公允。

第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孙铭九投靠汪伪期间并无直接迫害同胞的恶行，不属于罪大恶极之徒。对于一个尚有挽救余地的人，给他一条出路，比简单处决更有价值。

第三，着眼于国家建设的大局。 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历史上有功也有过的人采取宽大政策，有利于凝聚人心、稳定社会。

这种“功过分开、给出路”的政策，并非只针对孙铭九一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力排众议支持毛泽东，后来虽因身体原因长期脱离工作，但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对党有功，应该尽快安排他复职”。傅作义作为国民党起义将领，毛泽东坚持“一定要给他个部长”，因为“只这一个功劳，他就足以被称为民族英雄”。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而是充满了灰度的人物命运交响曲。

结论

孙铭九的一生，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历史的复杂与人性的幽深。他曾站在民族命运转折的最前沿，也曾坠入背叛民族的深渊。他曾被万众瞩目，也曾被千夫所指。

中央对他的处理，不是简单的“原谅”，而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清醒：承认一个人对历史的贡献，也正视他的过错；不因功劳而掩盖罪责，也不因罪责而否定功劳。这种“功过分明、给出路”的处置方式，体现的正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着眼大局的胸怀——不以一时之过否定终身之功，也不以昔日之功掩盖今日之过。

功过如何论？罪与恕的边界在哪里？孙铭九的故事留下的，是一个值得每个人深思的命题。历史从不简单，人性从不单一。评判一个人，既需要历史的眼光，也需要人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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