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劳动者金贵起来，中国制造才能真正金贵起来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韩笑鹏】

深陷“羞辱式劝退应届生被年轻人告到欧盟”漩涡的星宇车灯又有了新麻烦，其塞尔维亚工厂又被曝光用工双标，激起了不小风浪。

报道里的画面很刺眼，塞尔维亚本地员工朝九晚五，到了点拎着包就下班，把当地劳动法落实得严丝合缝。相比之下，国内过去支援的中方员工，每天要熬上十个多小时。等本土员工全走光了，剩下没做完的产量和未收拾的烂摊子，全凭中国员工打着赤膊加班加点去收拾。

这场景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当年我在墨西哥工作的时候，周边接触过的很多出海企业，清一色都是这种运转模式。

当地法律有硬性的本土雇佣比例要求，必须大量招用当地人。但墨西哥的劳动制度和工会力量非常强悍，本土员工随性惯了，天气太热不来，天气冷了不来，地铁太挤不来，今天心情不好还是不来。我认识一位在当地汽配厂担任中层的朋友，为了改变这种缺勤恶习，设计了一套看起来很厚道的奖励办法，日薪300比索，能出勤加10%，没有迟到早退再加10%。按理说这算是不错的诱惑了，可当地员工根本不买账，想不来照样不来，也不请假，如果要开除，完全偏袒劳工的当地工会和劳工部门又会来问责，这种管理上的障碍让朋友直挠头，很多时候直接“放弃治疗”。

本土员工管不动，效率跟不上，交货节点又卡得死，产能缺口怎么办？最后的解决办法毫无悬念，就是把压力全扣在派过去的中国员工头上。愿意出海工作的中国员工本身就认同奋斗者文化，为了多挣点钱，甘愿一天硬顶十几个小时。如果不靠中国人兜底，当地的生产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

这种靠自己人熬夜死扛维持的海外扩张，背后却是不敢摆上台面的隐患。

许多企业当初在海外竞标抢订单，为了把竞争对手挤走，把报价压到了极低的水准。他们在测算成本时就已经动了歪心思，压根没准备花心思去搞精细化的跨文化管理，打定主意从国内调一批能吃苦、能熬夜的自己人过去，靠中国员工堆人堆时间去挤出那点可怜的利润。如果不这么折腾，按当地正常的合规用工成本算，根本就是亏本买卖。

靠这种擦边球和同行互撕来维系海外盘子，当地监管一旦动真格，积累多年的资产和市场信用瞬间就会付之东流。

在整个海外体系里，最煎熬的莫过于夹在中间的中方中层干部。他们的直属领导坐在国内总部，有的一天海都没出过，对海外的法律制度、文化习惯和工作节奏一无所知，只管用国内拼工时、拼产量的标准死压考核。而手下的本土员工受本地法律严格保护，到点下班，稍有不爽就找工会或劳动部门投诉。夹在中间的中层既改不动国内总部的死命令，又动不了本地员工，最后只能带着中国骨干拿命去填缺口。

但这条路现在越来越走不通了。

首先是国内的代际观念变了。80后、90后可能为了高薪愿意远赴海外咬牙拼命，但现在的00后打工人想法完全不同了。他们对个人权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有天然的追求，凭什么在同一个车间里，外籍员工受法律保护享受休息，中国员工就要无底线加班？

另一方面，外部的合规大网越织越紧。现在的供应链ESG审查、上市企业合规审计极其严格，欧洲车企和跨国大客户对劳工权益审查越发敏锐。星宇的塞尔维亚事件爆出后，奔驰已正式立案调查，大众也开启了专项核查，这对企业未来的海外市场和资本市场运作都是重创。这种暗箱里的双重用工制度早已人尽皆知，俨然成了随时会炸开的定时炸弹。

如果把视线放得更长远一些就会发现，今天某些出海企业踩过的坑，在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早有警示。

早期工业时代，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家也曾认为，只要把工人的工时拉到极限、把工资剥削到极致，就能赚取最大化的财富。但他们很快遭遇了残酷的反噬，当所有企业都疯狂压低工人待遇时，整个社会创造出的海量商品便失去了买家，最终只能烂在仓库里变成毫无价值的废料。压榨工人的每一分钱，实际上都在悄悄毁掉自家产品的市场根基，因为任何一个被剥夺购买力的工人，都是商业世界里不可或缺的最终消费者。

到了20世纪初，以福特为代表的工业巨头率先看清了这个道理。1914年，福特做出了轰动世界的决定，将厂里工人的日薪陡然提升到5美元，并大幅提高休假时间。福特解释得很透彻，如果我自己的工人连我造的车都买不起，那我生产那么多汽车卖给谁呢？通过精益化的生产流程和规模效应控制成本，同时给工人发放体面的薪资并保障休息时间，工人们才具备了购车和带家人度假的消费能力，进而拉动了整个工业的良性发展。

相反，那些固执地沉迷于压榨员工的资本家，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清算。这场经济危机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薪资不足会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进而引发全社会的严重通缩。历经危机重创与工人阶级长期不懈的争取，西方产业界才终于达成共识，逐步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带薪休假与社会保障体系，确立了现代产业资本健康运转的基本底线。

从更广阔的人类社会演进视角来看，消费文化的兴起关乎的远不止经济数据的涨跌，更是一场属于普通人的尊严革命与地位跃升。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普通劳动者的角色始终是被动而卑微的，在远古是奴隶，在封建时期是农奴，在早期的工业浪潮里则是按工时打卡的劳工。他们终日为最基本的衣食温饱奔波，社会的文化、艺术、制度和规则几乎完全由少数精英垄断，普通人作为单纯的劳动力，根本没有任何发声和选择的权力。

当工业文明把人类带入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后，普通人终于迎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身份——消费者。

作为消费者，普通人彻底脱离了被动接受挑选的工具属性，拥有了用手中钞票去投出赞成票的自主权。这种权力的让渡，深刻推动了许多重大的社会进步。像美国的民权运动，爵士、蓝调和摇滚等黑人音乐最初只在南部贫困地区流传，在精英眼中完全不值一提。然而，当20世纪普通的平民阶层有了闲钱和购买力，加上唱片技术的普及，普通消费者的热烈追捧让黑人文化一举席卷全国，黑人的社会形象和大众认同由此发生了根本性扭转，最终为民权斗争赢得了空前的社会同情与历史契机。

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一样，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力于消费文化赋予普通人的经济话语权。以至于有人说，不同群体的商业价值排序是：女人＞小孩＞狗＞男人＞理工男。那些抱怨自己市场地位不如女性的男人们，要想改变，不如去多消费。

当普通人拥有了消费的能力，他们就脱离了生产线上冰冷成本数字的命运，演变成有审美、有品味、有道德追求的社会主体。他们的喜好决定着哪种技术能够繁荣，哪种艺术能够普及，哪种企业能够崛起。因此，让工厂里的工人能消费，乡村里的农民能消费，社会上的每一个普通男女都能体面地消费，不仅是拉动经济的钥匙，更是提升亿万普通人社会地位与人格尊严的根本所在。

其实不用看国外，国内近几年最火爆、最受广大劳动者推崇的胖东来，就是最好的现实例证。

2024年8月22日，顾客在许昌胖东来天使城店选购商品。新华社记者 刘振坤 摄

胖东来为什么能在广大普通打工人心里拥有神一般的地位？为什么全网都在为它叫好？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真正做到了把员工当成活生生的人，把劳动者的尊严放到了第一位。

在供货商选择上，胖东来拒绝过于压榨员工的企业。于东来曾说过，他不相信一个靠压榨员工的企业能做出来什么好产品。同时，在零售业普遍低薪、高压、疯狂挤压用工成本的大环境下，胖东来把大部分利润直接分给一线员工，给员工开出远超当地同行的薪酬，强制要求员工休假，甚至还设立了专门的委屈奖。

结果怎么样呢？胖东来不仅没有被高福利拖垮，反而激发出员工发自内心的主人翁意识与极致的服务质量。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宁愿打飞的、排长队也要去那里消费，企业实现了惊人的盈利能力和口碑护城河。胖东来用实打实的商业奇迹向所有人证明，善待员工、给劳动者体面的薪酬与休假，不仅不会损害盈利，反而是打造顶尖品牌最硬核的底气。只有把自己的员工当宝，员工才会把客户当宝，消费者才愿意把你的品牌当宝。

如今，全球早已告别了产能不足的匮乏年代，转而进入了产品丰沛、产能过剩的新阶段。在这个时代，单纯制造出产品并不稀奇，最核心、最稀缺的资源变成了买得起、愿意买的消费能力。消费力绝不仅仅是维持经济运转的燃料，在全球博弈中，它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特朗普为什么动辄挥动关税大棒耀武扬威，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就是他的底气。

拥有了一个由数亿体面消费者构成的庞大本土市场，企业在自家门口就能赚到可持续的利润，根本无需低三下四地去海外杀价抢单。海量的消费能力会成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最硬核的筹码，全世界的优质资源和企业都会渴望融入这个市场，全球的文化产业也会迎合这个市场，将这个大市场的文化作为打造文化产品的根基。到时候我们也能彻底摆脱靠拼消耗、靠自己人死扛来换取微薄利润的困局，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也将更为容易。

那么，为什么我们长久以来总是陷入重生产、轻消费的怪圈？为什么地方政府和企业总是止不住盲目扩张产能、杀价内卷的冲动？

这背后的一大深层根源，在于我国长期以来以增值税为主导的地方税收结构。增值税是在生产环节征收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政策导向，地方政府要想增加财政收入，就必须源源不断地建园区、招项目、拉产能。当全国各地的工厂产能像雨后春笋般狂飙，远远超过了实际消费承载力时，极端惨烈的内卷式竞争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畸形内卷，就必须改革税收激励机制，把政策重心从单纯扶持生产转回到大力培育消费上来。一个极为关键的破解思路，就是实现生产地与消费地的税收利益共享，不能把税收全盘留给生产端，而要把相当一部分划分给消费端。只有当消费能给地方带来实实在在的财税回报，地方政府才会真正有动力去改善就业环境、提升居民保障、营造舒心的消费氛围，而不是头铁地不停砸钱建厂。

这种税制变革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在引入或扩大消费税的同时，必须等量核减增值税的负担，坚决不给企业和民众增加额外的税负。在如今数字化和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精准追踪消费流向并实现跨区域税收分润，在技术层面早已没有任何障碍。如果税收制度的导向不发生变革，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模式就很难彻底改过来，摒弃内卷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正是因为这种重生产、轻消费的惯性，导致我们面临生产端恶性竞争、消费端动力不足的局面。劳动者如果挣不到充裕的薪水，又被剥夺了休息时间，庞大的消费潜能就被白白扼杀。国内市场打不开，企业在本土赚不到合理利润，只能进一步疯狂扑向海外抢夺低价订单；而在海外为了履约，又只能继续压低售价、逼着中国员工加班死扛。这又会诱发海外各国的关税壁垒、反倾销调查和ESG合规围剿，形成了一个害人害己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就明确指出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扩大内需以及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核心要求。从中央层面看，保障劳动者体面劳动、合理增加劳动报酬、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进而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内循环，始终是我们党和政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石。这不仅是推动经济结构向高质量转型的现实需要，更是改善民生、让亿万普通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

正如笔者此前文章强调的韩笑鹏：“让每一个中国人金贵起来，中国品牌才能金贵起来！”，中国劳动者的权益与尊严，本质上就是中国品牌形象的基石。一个企业如果连自家员工都不懂得体恤，只知道把中国人当作无偿兜底的苦力和工具，在国际市场上也绝不可能赢得真正的敬畏与尊重。

靠堆砌时间、靠自己人硬扛来维持微薄利润，从来不是什么竞争优势，而是企业在管理和技术上严重无能的表现。中国企业出海已经走到了必须脱胎换骨的关键节点。我们必须彻底摒弃过去那种低价竞标、靠逼自己人加班来兜底的低级玩法。真正学会如何管理本地员工，在生产工艺和精益流程上要效率，用硬核的技术去拿高利润的订单，这才是跨国经营的正道。

只有在国内外都严格落实劳动法，改善劳动环境，在制度层面从偏重生产走向鼓励消费，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尊重人，保障人，爱护人，让每一个中国人的劳动有保障、收入有提升、休闲有时间，中国人有钱又有闲，庞大的消费市场才能真正红火起来，中国老百姓的社会地位才能整体上升，中国制造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才能真正得到提升。

让中国的劳动者金贵起来，有尊严地工作，拿着合规的薪酬，享受合理的休息，我们的企业才能在全球市场上真正立得住、走得远，中国制造也才能真正金贵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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