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上的军调风云——荐读《伏川流痕》之四

李武兵（北京）

刘真（1913.1.14-2009.1.26），原名刘绂传，“九一八事变”后，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任荆州省立八中救国会干事。1933年3月在上海加入共青团，后因病回乡，1936年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宜都支部书记、当阳县委书记、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襄西地委宣传部长、襄河地委常委、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襄西中心县委书记兼襄西指挥部政委、江汉区第四地委副书记兼第四行署专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宜昌市委副书记兼宜昌市市长、宜昌地委副书记兼宜昌专署专员、湖北省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等职。1978年9月离职休养，2009年1月26日在武昌逝世。

笔尖上的军调风云——荐读《伏川流痕》之四

李武兵

这是藏在历史深处的一个片段。

刘真革命老前辈没有停留在史料的平铺直叙上，而是捕捉到了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与行军路上的生死考验，让军调往事跳出了档案般叙事。

可以说，这段回忆录是一把解锁1946年中原局势的钥匙。它避开了宏大叙事的空泛，用亲历者的细节，还原了军调小组背后的暗潮涌动：谈判桌上蒋方代表的狼狈不堪，美军飞机里的颠簸呕吐，挑着钞票穿越封锁线的步步惊心，还有宣化店干部们对前途的热烈争论。这些碎片式的记忆，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历史现场——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在迷雾中坚定前行的革命者。

文章尤其动人之处，在于它的"烟火气"。当战士们欢呼着迎接送款队伍，当干部们围拢打听周副主席的消息，当敏克轻描淡写说出孩子夭折的噩耗，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温度交织在一起。办公室前那副充满悲观的春联，与干部们"不信所有路都被堵死"的呐喊形成强烈反差，让我们看到革命并非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在质疑与坚信中趟出的血路。

更难得的是，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的复杂：美国人的两面三刀，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备战，还有革命者内部的思想交锋。这种"不美化、不回避"的书写，让这段历史拥有了穿越时空的力量。它告诉我们，胜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像刘真老前辈这样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拼出来的——谈判桌上据理力争，行军路上舍生忘死，面对苦难隐忍前行。

历史给我们启示。

汉口调处执行小组

刘真

（摘自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刘真回忆录《伏川流痕》）

五师突围前后，从一九四六年四月到九月，五个多月的时间，我奉命到汉口军事调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团任代表。代表团长是薛子正同志，代表还有邝林、任士舜、蔡松云、张平（？）等同志。代表团工作人员有翻译黄海滨、施谷、马寒冰，参谋杨庚午等同志，还有在电台工作的机务员，译电员及一个班的警卫队。

这个小组的全名是“军事调处执行第三十二小组”，驻汉口。在五月以前，另有第九小组，设在宣化店，任士舜同志任我方代表团长。五月，九小组同三十二小组合并，撤销了宣化店小组。小组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一月十日停战令，调处在中原地区我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的纠纷，及处理由各方提出的其他问题。

汉口小组的上级是驻在北平的由美国方面、国民党政府方面和中国共产党方面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代表是叶剑英同志，国民党政府方面是郑介民 ，美方是罗伯逊。他们根据一月十日停战令、双十协定以及驻在南京的最高三人小组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军事调处工作。设在全国各地的执行小组是北平的调处执行部的派出机关。由美国提供若干架飞机联系执行部和各地的执行小组。

从表面看，军调是美国人当中间人、调解人，调处国共两党的军事纠纷，以保证执行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的停战令。但实际上，我从汉口、西安看到的，是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调兵遣将，完成对我军的各个包围，以便蒋介石准备就绪，在有利条件下进攻我军。

停战令下达之后，从一月到四月，我江汉部队在汉江、大洪山、平汉铁路东西侧的许多地区，发生了多起蒋军进攻我军事件，其中以应山县赵家棚事件最为严重。赵家棚是应山县城北的一个小镇，是我新四军的老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是安陆、应山地区的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要冲，江汉联系宣化店、江汉联系桐柏的重要通道。一九四六年四月，蒋军一个营突然攻占赵家棚北四公里吉阳山我军阵地。并派侦察部队侵入我赵家棚，张贴布告，捕去我地方工作人员数人。我江汉部队乘其正在抢修工事，立足未稳，以一个团兵力围歼了蒋军这个营，俘营长以下官兵一百余人。蒋军吃了苦头，恶人先告状，诬控我军。一九四六年四月的一天，汉口军调执行小组去应山处理这件事。我那时任中共江汉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奉命同李人林（鄂中军分区司令员）、某团团长余孝礼去应山县城参加调处会议。

在会上，蒋军方面诬控我军进攻他们，使他们遭受重大伤亡。蒋军驻应山那个师的代表诉说了我军进击他们以及被歼灭的经过。

蒋方代表发言说，“这不是明目张胆破坏停战令，进攻政府

军吗？”

美国人问我军江汉军区的代表：“贵军对政府方面提出的这

些事实有什么说明，是贵军打的第一枪吗？”

李人林同志代表江汉军区发言：

“在一场武装冲突中间谁打第一枪是说明不了这个冲突的性质的，而且谁打第一枪也需要调查。要调查赵家棚事件是谁破坏了停战令，先得弄清赵家棚地区是谁的防区。”李人林同志接着说明赵家棚地区是一九三九年新四军从日寇手里解放出来的老抗日根据地，是停战令下达以前我军的防区。政府军破坏进攻我军防区，我军被迫自卫，这就是赵家棚事件的实质。

李人林说：“我军已经释放自卫战斗中俘虏的全部政府军人员，我军严正要求政府军方面遵守停战令，不得再制造类似赵家棚事件的事件，并要求政府方面释放我方人员。”蒋军代表先否认赵家棚是我军防区，但交不出证据，我方则出示了赵家棚抗日民主区政府的文件。后来蒋方诡辩说是他们行军路过赵家棚。我方又拿出蒋军驻应山那个师在赵家棚张贴的安民布告，并连夜在吉阳山构筑永久性工事来驳斥蒋方的过路说。

李人林同志问蒋军代表：

“这个布告是不是你们张贴在赵家棚的？”

这个代表哑口无言，在会上被弄得狼狈不堪。

这次应山调处会否定了蒋军说是我军进攻他们的诬控，并划定了两军防区界限，并以释放了我方几名地方工作人员而结束。

因为汉口军调小组我方代表团长薛子正同志，希望了解一下汉江军区与军调有关的一些情况，李人林和我商量了一下，叫我搭乘美方飞机去汉口。

一九四六年四月的一天，我到汉口德明饭店二楼见到当时被派到中原军区驻汉口办事处、汉口军调小组、联合国救济总署驻汉口机关工作的我军同志，有郑绍文、薛子正、邝林、夏菲、李宇超、张文津等同志，大部分是我认识的。德明饭店二楼东侧的全部房间都为我办公、住宿所用。虽是在国民党军和美军警戒森严的豪华的旅馆中，这几个我军占用的房间，仍然是一个小小的解放区，充满紧张、团结、活泼的气氛。因我第一次乘飞机，又遇上不大好的天气，飞机忽起忽落，我呕吐了，到饭店后，同志们特别热情关怀，我们的军医立刻为我进行了检查，认为是晕飞机，服了药，休息了一会儿就好了。这天晚上，我向薛子正、郑绍文同志报告了应山会议的情况，说到国民党军代表那副狼狈相的时候，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我还向他们汇报了江汉军区的几起较大的国民党军进攻我军事件，并请示下一步我军在外交上的做法。薛子正同志说等他们研究一下，第二天再找我谈。并告诫我，虽然我对武汉较熟，但不要走出饭店。我既无心看街景，也没有什么东西想买，再说身上也一文莫名，但我却很想乘此难得机会，看看国民党区的各种报纸。

第二天，薛子正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送一笔款子到宣化店，这款子是党中央给中原军区的。有我军一个班护送，由我负责带队。二是调查江汉军区国民党军进攻我军的事件，搜集证据，写成材料。

第三天，还是一九四六年四月的一天下午，我、我军的一名排长、一个班战士押着两挑子多钞票，乘坐美军方面提供的军用卡车从德明饭店出发了。卡车沿着汉口中山大道向东北行驶，街上有的市民看到载着新四军战士的卡车，露出惊奇、喜悦的表情，有的市民还举手招呼。过戴家山时，我看见大小碉堡群，在铁索桥头有国民党军人要停车检查。押车的美军下车打招呼后，卡车继续向黄陂行驶。我们到黄陂北的河口镇住宿，美军押车的军官向国民党军团部指挥官交待要保证我方安全之后，美军卡车当晚就返回汉口了。

河口镇设着国民党军前沿阵地一个团指挥所。我们就在他们的团部，好像是一所小学住下。我最担心的是这天晚上，虽然在汉口时，美军方面的代表向我们表示，他们保证安全，但我还是怕这些国民党军见财起意，我和我们的排长决定加强警戒，我们两人分上下夜亲自带班。

第二天天明前就做好行军准备，选出几个身强力大的战士轮

流挑钱钞，由一个国民党军官陪同，整队出发了。

在河口北约十公里处是两军交界地，国民党军筑有小碉堡，和多种火力工事。我们到国民党军前沿阵地，和那位陪同的军官告别，进入两军对阵的大约有一公里的空白地带，没有军人，也没有农民，只觉得有点恐怖气氛。我和战士们疾步行进，大家都不言语，我心头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似的。当我们望见我军的战士们的时候，小小的队伍，脚步又疾又整齐，简直和飞的一般。一群战士大声欢呼迎接我们，争着为我们挑挑子，背背包，团首长也快步走出来慰劳我们。他们已接到军区电话，知道我们快到了。我走进我军战士的欢迎人群中，说不出的兴奋、喜悦，虽然在蒋管区的繁华的汉口只住了三天，但好像过了几年似的，回到自己的军队里，天好像是另外一个天，明朗而高远，叫人可以扬眉吐气。

去宣化店的路上，看到我军战士正在赶修公路，干得特别起劲。我们在禹王城休息，一些战士知道我们是从汉口来的时候，都跑来问我们：周副主席和董老到了汉口没有？什么时候到宣化店来？他们说，修公路就是为了周副主席的汽车好行车。我说，还没有到汉口，听说快到了。

到宣化后，我去见李先念同志和王震同志。王副司令员叫人把钱钞收下。我汇报了薛子正同志交待的事情。王副司令员命我：在江汉完成调查任务后，还回宣化店来。并叫我去见陈少敏

同志说说我今后的工作。

陈大姐一见我就说，已决定派我参加军调汉口小组工作。我表示我做外交工作不胜任，我宁愿回江汉或者无论哪个部队去工作。她告诉我：“外交工作要去做一段时间，但主要的是通过这一个门路在将来必要时把你和别的一些同志送到华北解放区去。

你从汉口来，还看不出国民党是在加紧军事部署想吃掉我军吗？”我再没有说什么。大姐还嘱咐我去江汉要快去快回。

在宣化店我赶上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我会见雷天明、蔡松云、张泽生、马仲凡。肖松年等同志，这时正是四月中旬，准备疏散的大批县、团以上的干部集中在宣化店，等待军调小组安排的北上邯郸的列车去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原局组织部还忙于用各种途径输送干部。干部们以极大的希望和热情等待周恩来同志和董老的来临，希望从中央同志直接了解全国的形势和中原三大主力的命运。我是从汉口来的，许多同志跑来问我，打听消息，一些熟识的同志问我对时局的看法。大家议论纷纷，议论得最多的是对位老（郑位三同志，中原局书记）掌这条正在风暴即要来临的船的舵不放心。我已看到位老办公室门前一副充满悲观情调的春联，原词我已记不得，大意是打又打不赢，合法走又走不脱，在湖北或长江南北坚持又无前途。结论没有，办法没有。位老的论调只是没有说，只有失败一条路。

有的同志说：“打不赢吗？不见得。打阵地战，打大的运动战，在我军被分割成许多小块块的被围困的形势下，不能打。难道打游击不能打吗？” “‘停战令’算是‘法’，我们党签了字的。蒋介石破坏‘停战令’，我们就可以走。走，李师长说，‘我就不信所有的路都被蒋介石壁起来了’，雪山草地不也走过去了。”

有人不同意走，“为什么要走？豫鄂边区是我们的家。我们就是要在中原同蒋介石周旋周旋。要讲打，在整个中原战场的力量对比上，我们现在是弱者，但在每一个具体的战斗中，我们完全能变成强者。赵家棚战斗，我们不比蒋军强吗？”

有人进一步发挥说：“在湖北不能坚持，我军的历史早把这种失败论驳倒了。红军时代有两个方面军在湖北创造了强大的红军和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五师几乎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了。鄂豫皖这么宽广的山区，还有大江南北半个中国哩，我就不信蒋介石有多大的兵力能够限制我们的活动。”还有人说：“蒋介石要打内战，不得人心，人民是我们一边的。从红军到五师，我军在鄂豫边有多少亲友啊。”

这类的议论几乎是一边倒，我在宣化店和后来在江汉搜集蒋军破坏停战令的材料的一个月里，遇到同事们议论时事，也从未听到如像郑位三那种论调。大家都在等待周副主席和董老的指示。

我在桑树店（安陵）住了几天，派我的警卫员化装到应城乡下接敏克来，我想我们的孩子该出生两个月了，很想看看在战争年代生的这个儿子或女儿，并把她们母子安排到华北解放区去。

敏克和一位不认识的年青妇女来了，我高兴地跑出来迎接她们。警卫员挑着一对箩筐。我看见敏克还是新婚时期天真的神气，却不见她抱着孩子，我心想孩子一定是放在箩筐里了。但我还是急着问：

“孩子呢？”

“死了！” 敏克毫不在乎地回答说。 我说：“怎么能这样拿孩子开玩笑。”

她这才难过地告诉我，孩子因难产，乡下又没有助产医生，生下来不会哭，闷死了。

一时气氛严肃起来，我很难过，再也不说什么。

敏克把她的姐姐宝兰介绍给我。她原来是五师的干部，一九四三年发展江南的战斗中被蒋军俘去，最近才从贵州回应城。我劝她到解放区去，她同意了。有宝兰作伴，敏克去华北，我也放了心。

我把她们姊妹安排走了，即动身回宣化店。

一九四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搜集了江汉地区国民党军进攻我军的部分重要材料后回到宣化店，发现气氛改变了，听不见对悲观论的议论了。镇定、紧张、有秩序的在做战略转移的准备。周副主席刚来过宣化店，同中原局领导同志开了会，对县、团以上干部作了报告，对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指明了今后的任务。虽然在干部大会上不能完全交底，但中原我军要准备蒋军进攻，并且要在东海到甘肃这条大战线的敌人后方坚持斗争，指明了困难和有利条件，鼓励大家树立信心，完成党中央交给中原我军的光荣任务。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报告，对五师的干部和战士正讲到心坎上。他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战友和亲人在这片土地上流过汗，流过血，又有多少战友和亲人付出了生命，他们不能走，不愿意走，这是很自然的。

美方代表团长哈基斯金上校和我方的翻译施谷在宣化店，我同他们同车于五月又返回汉口，正式参加了汉口调处小组我方代表团的工作。经薛子正提议，代表团党支部大会选举我担任党支部书记 。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七月初，军调汉口小组的我方代表团（以下称代表团）还住在汉口胜利街德明饭店，饭店二楼东侧的全部房间都是我们的。这时在汉口的人还很多。代表团有薛子正（团长），代表有邝林、任士舜、蔡松云、张平和我，有十来个人，其余的代表因他们呆的时间较短，我忘了。翻译有黄海滨、施谷、马寒冰，参谋杨庚午。有一个电台，可以同中原军区、延安和周副主席（南京梅园新村）通电报，电台有报务员、译电员数人。警卫班在送钞票回宣化店后，回部队了，以后再没有配备警卫部队。

我们的代表团长薛子正，不是五师的干部，原先在重庆我们党办事处工作，奉周副主席指示来担任这个工作的。他是四川人，上海的工人出身，曾任中央红军的师政委。他结实的身体，对同志热情像一团火，又谦和有礼，平易近人。但对谈判对手则冷静沉着，原则分明，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年岁比我们大，大家从心里敬重他，叫他“薛大哥”。

我军那时驻在汉口的还有两个机关，一是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处长是郑绍文，还有李宇超等同志。郑、李等也都住在德明饭店。一是我军同联合国救济总署汉口机关的联络处，负责人是庄果。

如果说外交也是一种战斗，我方代表团是严整的有战斗力的集体，我们决不为美方代表团的盛气凌人气焰所慑，对国民党的代表团更是居高临下，处处主动。我亲眼看到美、蒋之间的主奴关系，但美方则丝毫不敢轻慢我们，他们从和我们的交往的经验中深深知道，如果稍有对我们失礼，他们就要自讨苦吃。

平时来往很少，开会、吃饭才见面，也往往要打嘴仗。

我军主动放弃四平街的第二天，国民党报纸大吹胜利。吃饭时（我们同国民党代表在一个饭厅吃饭），国民党军那位代表团团长卢济时，军统特务，国民党军武汉行营的情报处长，少将军衔。他在美军代表团长哈基斯金上校面前，像一匹狗，但对我们则常常发出悻悻之声。

“这次在四平街你们共产党吃了一个大败仗，哈哈。”卢济时得意地笑着说，向我们挑战。

我们的薛大哥说：“你们不过得了一座空城，是我军主动撤离的。”

这时我军已经在上党战役、邯郸战役俘虏了不少蒋军高级军官。我说：“你卢济时不要得意，总有一天，你也要当俘虏的。”

这个笨蛋回答道：“我才不会当你们共产党的俘虏哩。” 可是历史真无情，也真会找那些反动家伙开玩笑。一九四八年底，这位卢少将当了国民党军整编师师长，他随胡宗南逃到四川，果然被我军俘虏了。

到了一九四六年六月中下旬，蒋介石已在汉口、平汉铁路的信阳、汉口段，襄樊到花园一线，襄樊到汉口的汉江一线，以及大别山集结了大军三十多万，把日本人过去分割我五师的大小据点全部接管过去，加强了这些据点，分作宣化店地区、桐柏地区和江汉地区三个包围圈，完成了对中原我军的重重包围，蒋军坦克部队和炮兵已进驻孝感、花园和襄阳。到六月下旬，蒋军进攻我军，战斗已迫在眉睫。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午夜，中原我军分两个大纵队，分两路突围了。前两天，汉口军调小组派出一个组到信阳调处一个军事纠纷。这是应我军桐柏军区司令员韩东山的请求派出的。我是我方代表，黄海滨同志任翻译。美方代表是莫菲中校。国民党方面代表是卢济时。小组是坐飞机去的。在信阳机场受到国民党驻军、政府的隆重欢迎。可是韩东山司令员的代表没有到信阳，等了一天，也还没有到。六月二十九日深夜，国民党军开始发觉我军行动。小组没有乘飞机，改乘一辆装甲车南返汉口。这个突然行动，我知道出了大事，我和黄海滨商量，也不向美方提问。装甲车彻夜运行。我听到平汉铁路沿线枪炮轰鸣。每到一个车站，美方和国民党军方代表都要当地驻军的头头向他们汇报军情，但都是避开我们到驻军指挥所去听汇报。只有一次，在信阳南的一个车站，国民党军守备部队的一个头目跑上装甲车，诉苦说，他们的兵力太弱，经不起共军攻击。这个可怜的家伙立刻遭到卢济时的一顿斥骂，莫名其妙地走了。天明，六月三十日凌晨，铁甲车到了花园站就停下来了。我问美方代表，他说，花园南一座铁桥被炸，要到下午才能修复。小组在花园搁了浅。我见到花园车站停有几十辆国民党军的坦克，是待命行动的样子，但一直到我们小组离开花园站，它们还没有动。

我第一次见到美方代表，莫菲中校严重地焦躁不安。少不了我同卢济时有一场舌战。

卢气急败坏地向我“开炮”：“你们共产党竟敢全面攻击平汉线，破坏停战令，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我早料到这个草包又要充好汉。我知道可能是我军的突围大行动。我正想试试他们两个家伙是怎么估计情况的。卢这一开腔就露了底，他只估计我军攻击平汉线，亏他还是武汉行营的情报处长哩。我平静地反问他：“你有什么根据说是我军攻击平汉线？”

卢似乎振振有词了：“你们把铁路桥都炸了。”

我说：“炸桥是自卫。”

卢故意发起火来。“什么都是自卫，炸桥也是自卫。”

我说：“你们把这么多坦克调到花园干什么？”

这时，美国人很不耐烦地用手势止住卢济时，问翻译是怎么回事，在翻译向莫菲述说的时候，卢撇着一张嘴嘟哝着说：“你算老几，一个中校，我不同你争。二十年前我参加过北伐，是你的老前辈。”

本来我不知道这家伙是叛徒，这一下我抓住了他的可耻的狐狸尾巴了。我指着他骂：“原来你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你有什么脸同我讲理，你滚开！” 我说话时声色俱厉。

莫菲摇着双手，用生硬的中国话叫嚷：“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这场戏就这样暂时结束。

我回到汉口德明饭店，薛子正告我说，中原我军已经突围了。今后我们的电台只和南京的周副主席联系。周副主席已指示叫我们从外交上配合五师的突围，揭露国民党军包围、攻击我军的罪行。周副主席估计美方和国民党方面将在军调谈判桌上提出就地停火，以便他们部署堵击和追击我军。军调我方代表团决不能做任何使我军被动的事。

代表团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五师突围后的形势，如何贯彻周副主席的指示。会议认为五师突围打破了美蒋在中原地区歼灭我军的阴谋。如果美蒋提出就地停火，我们就借口无法同中原军区取得电讯联系，拖延待机。同时，我们还估计蒋介石可能限制代表团的活动，极有可能破坏代表团的电台，以打掉我军在武汉的耳目和同周副主席的电讯联系。我们立刻作了应变准备，把电台密码转移隐蔽起来。

五师突围后中原军区首长指示，汉口小组我方代表团的工作方针任务是：揭露国民党进攻我军事实，力争做些有利于我军的调处工作，以配合五师创建鄂西北和陕南的根据地。除了老河口协议是有利于我方的以外，许多次谈判由于美方捣乱，都无结果。

我独立进行调处任务两次，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到河南信阳，调处国民党军攻击我桐柏军区部队事件，因五师突围，调处没有进行，和我同去的翻译是黄海滨。另一次，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八月，薛子正、任士舜同我，带翻译施谷、黄海滨，去西安调处国民党军攻击我陕南部队事件。不久薛子正、任士舜奉命返汉口，我和黄海滨在西安住了近一个月。为吴祖贻（区党委民运部长）、张文津（五师参谋处长）被国民党军扣押事件，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周子健被国民党特务抠打事件谈判多次，无结果。

在汉口小组我方代表团工作期间，我还参加处理两件事，其一，五师突围后，国民党军搜查我方电台，因我方事先有预防准备，把密码转移了，把电报稿烧毁了，没有受损失。被劫去的电台经向管方抗议后送回。我机要、电台人员表现是好的。其二，中原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李宇超（解放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突围后化装来汉，被国民党军扣押，经向美方交涉获释。

编辑：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