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26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一名23岁的年轻排长“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命令的背后,是一份从边境战场逐级上报的战斗报告。
报告人名叫庞国兴,时任兰州军区第五十五师弟一六三团九连副班长。他总结自己深入敌后的作战经过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
没有夸张的形容词,也没有豪言壮语,短短的14个字,却流传至今。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狂”,但当你看完他和战友们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的英勇表现,你就会承认:这种“狂”,他配!
下面,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62年,看看这位战斗英雄是如何在战场上痛击印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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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1914年,英国殖民者单方面划出了一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但历届中国政府皆不承认。
1947年8月,印度独立后,不仅全盘继承了这条非法界限,还趁中国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战争的时机步步进逼,到1953年已经实际控制了东段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此后近10年间,中国始终以克制、忍让的态度处理中印边界问题。1960年,周总理更是亲赴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尼赫鲁总理谈判,但无果而终。随后,中方为缓解边境紧张局势,单方面在实际控制线己方一侧停止巡逻。但此举换来的不是印度的收敛,而是变本加厉。
到1962年6月,印军已在西段中国境内设立了43个据点,有的据点甚至设到了我方哨所之间或侧后方。10月17日,印军2万余人从东西两段同时发起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10月20日,第一阶段反击战打响。此战,我军以雷霆之势,一举歼灭了印军第七旅、拔除印军据点37个,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达旺河以北部分中国领土。
我军虽连战连捷,但并不想继续推进、扩大战果,还是想和印度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解决边境冲突问题。但印度政府并不领情,再次拒绝了我国提出的和平主张。11月中旬,印军集结3万余人,在瓦弄、西山口两个方向再次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
11月16日,战事进入第二阶段,主攻方向之一,就是西山口——邦迪拉走廊。印军第四师部队在此布防,配属炮兵团,依托高山密林构筑工事,自诩固若金汤。印军这支部队里二战老兵多、胡子长,于是扬言要用“胡子兵”对付中国的“娃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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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元帅研究了印军的部署后,一针见血地概括为八个字:“钢头、锡尾、背紧、腹松。”
我军对症下药:以2个多团从正面攻击西山口打其“头”;以3个多团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其“背”、剖其“腹”;另以2个团迂回穿插,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断起“尾”。印军沿着公路摆成的南北“一字长蛇阵”,眼看就要被我军拦头、击背、剖腹、斩尾。
1962年11月18日拂晓,总攻正式开始。
庞国兴所在的九连作为尖刀连,奉命拔掉西山口的无名高地。天还没亮,全连就摸进了距离敌人约200米的一处洼地埋伏,一声令下发起冲锋。冲在最前面的,就有时任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
庞国兴,陕北子洲县人,1940年1月出生,1959年底参军后被分配到163团9连。个头不高的他第一次投弹只投出了29米,硬是靠加倍苦练突破了50米大关,评上投弹能手。之后,他又进入团里的特等射手集训队,练成了名副其实的神枪手。
无名高地拿下的瞬间,一股印军便向南溃逃。庞国兴和战士王世军紧紧咬住这股敌人不放,顶着打回头的子弹猛追上去。几个来回后,两人猛然发现:连队不见了!
在任何一支军队的操典里,孤身失联于敌后,接下来该做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设法归队。但庞国兴却不这么想。
追击途中,他们又遇到了同样与连队失散的本连八班副班长周文轩和四川籍新兵冉福林。四人一合计,当即决定编成一个临时战斗小组,并一致推举庞国兴当组长。
四人既没有上级的命令,也没有番号,却在极短时间里完成了作战编组,并确定了作战方向:以西山口东北的山垭口为方位物,兵分两路,沿公路两侧相互掩护、交替前进,继续向印军纵深追击。由此可见,我军战士的军事素质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很快,他们就迎来了编组后的“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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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分别是:冉福林、庞国兴、王世军)
追击途中,公路左侧的山梁上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四人迅速隐蔽在印军丢弃的推土机后、随即展开还击。
这时,庞国兴抬头观察,发现山梁背后竟藏着印军的一个炮兵阵地,数门87.6加农榴弹炮正朝西山口方向疯狂倾斜炮弹。
“怎么办?”周文轩问。
“先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庞国兴干脆利落的回答。
四个人,打掉一个炮兵阵地,部署却像是一场正规进攻:周文轩、王世军从左侧迂回,抢占阵地侧后的小高地;庞国兴则带着冉福林沿着公路两侧正面隐蔽接敌,前后夹击。
进攻途中,他们又遇到了本连九班班长魏应武等3名战友。得到火力掩护后,庞国兴带人抢上山梁,居高临下对炮兵阵地一阵猛扫。印军顿时乱作一团,只好丢下装好炮弹但还没来得及发射的火炮,匆忙爬上汽车沿公路南逃。
占领阵地后,庞国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指挥大家拆下火炮的瞄准具、收走枪机,然后捆在一起藏进附近草丛,以此废掉火炮的战斗力。之后,庞国兴等继续向前追击。
不久后,他们就在公路拐弯处发现几名印军正推着一辆熄火的吉普车仓皇南逃。庞国兴顿时眼睛一亮,对战友们说道:“小车上可能有敌人的大官,咱们追上去抓活的”。
说完,庞国兴就带着王世军、冉福林冲了上去。印军慌了神,车上的人赶紧丢下电台、地图、望远镜和行李,慌忙把车发动起来一溜烟跑了。
接着,三人收拢战利品清点归置,冉福林则顺手捡起一张白纸,“调皮”的用铅笔写下一张“收据”:“今收到印度侵略军大炮3门、电台4部……中国边防部队九连庞、王、冉。”随后,他将这张“收据”压在炮镜下,并附上落款日期:1962年11月18日。
一个入伍不久的新兵,在敌后深处,用一张收据宣告阵地易手。这张纸条后来进了部队的荣誉室,成了这场战斗最生动的注脚。
他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来不及休整,又继续沿着公路向前追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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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一道山梁,前方几百米处再次出现印军的榴弹炮阵地,炮口正对着北面我军的进攻方向。
三人故技重施:隐蔽接敌、居高临下,突然开火。将阵地上的印军打得晕头转向,判断不清楚到底来了多少中国军队,急忙炸坏炮管,驾车南逃。第二个炮兵阵地,就这样落入三人之手。
此时他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山林里找不到水源,只好抓起地上的残雪,就着仅剩的干粮强咽下去。也是在这片山林的边缘,数百名溃敌从西山口方向蜂拥而来,三人紧急转移隐蔽。
休息间隙,王世军说道:“庞班副,你是党员,又是老兵、神枪手,你继续当组长,我和小冉都听你的。”冉福林也表示同意。庞国兴看着两个生死相依的战友,激动地说道: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敌人多了就避其锋芒打游击,敌人少了就吃掉他,主力部队不久一定会上来的。
三人北返途中接连遭遇零散敌人,但他们不仅毫发无伤,还歼敌数人。在行至西山口附近时,三人忽然听到正面山头上枪声大作,原来是本团一连的战友们杀了上来。三人一跃而起跑上前去,主动报告敌情,还为一连带路南下,一口气攻占了印军又一个炮兵阵地,缴获火炮8门。
至此,这个临时战斗小组的敌后作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两天多的时间,庞、王、冉三人深入印军纵深15里,连续作战5次,击毙印军官兵7名,攻占炮兵阵地2处,缴获87.6加农榴弹炮7门、汽车和推土机多台、电台4部及大批枪支弹药。
战后,荣誉随之而来。庞国兴荣立一等功,还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王世军、冉福林、周文轩3人各荣立二等功。他生前所连队被命名为“庞国兴英雄连”、所在班被命名为“庞国兴班”。
1963年9月,庞国兴被提拔为排长,授予少尉军衔。同年10月,他作为国庆观礼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原本有着大好前程的战斗英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1965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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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庞国兴在组织民兵进行手榴弹实弹训练时,一名民兵紧张失手,手榴弹落回到地面。庞国兴没有选择隐蔽,而是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5岁。
后来,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04年,家乡子洲县在庞家沟村为他修建了烈士纪念碑。
如今60多年过去,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句“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的豪言壮语却仍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回响,他们都是英雄、都是最可爱的人。
三个掉队的士兵,一场教科书式的敌后奔袭作战——这就是60年代的中国边防军人!让我们一起向他们致敬,向中国军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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