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李达的部下，多年后获李达推荐，与其一同担任副总长，分管同一方面

1985年，何正文坐在军队精简整编的会议桌前，面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交的意见，手里的笔迟迟没有落下。那场改革牵动面很广，裁减谁、保留谁、怎么调整编制，都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后来参与军队体制改革的副总长，早年曾是李达亲自挑选出来的参谋干部。

两人的缘分，并不是从副总长任上开始的。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根据地不断发展，部队扩充、干部培训和作战指挥都需要专门人才。原有的游击训练班改为随营学校后，李达负责相关工作，何正文被调入其中，既当教员，也当学员。

那时的何正文，已经有红军基层部队的经历。1932年参加红军后，他长期在一线部队工作，做过排长、副连长。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在徐向前领导下担任参谋，后来进入八路军一二九师系统，逐渐熟悉了作战指挥、部队协同和参谋业务。

在随营学校期间，李达注意到了这个年轻干部。有一天，李达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到骑兵团担任参谋长。何正文心里想的是上阵打仗，参谋长这个职务没有干过，骑马也不会，便如实说明了情况。

李达对他说：“不会骑，可以学。”

这句话很短，却改变了何正文此后的军旅道路。进入骑兵团后，他开始真正承担参谋长职责。骑兵部队的机动、侦察、通信和作战协同，都要求参谋长既懂计划，又能迅速处理战场变化。何正文就是在这些具体事务中，一点点把本领磨了出来。

此后的许多年里，他先后在骑兵团、七六九团、太行分区、太行军区和第九纵队工作，后来又到川东、四川以及成都军区任职。职位虽有变化，参谋工作却始终是他的主线。他不仅做过各级参谋长，也担任过主力部队的重要领导，积累了较为完整的带兵和指挥经验。

有意思的是，李达与何正文并非始终存在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但李达对他的能力并不陌生。抗战初期，李达曾负责参谋处工作，后来长期承担参谋长职责；何正文又是在他主持干部训练和业务工作的阶段脱颖而出。一个熟悉参谋系统的老领导，能够看出另一个干部的长处，并不奇怪。

1971年9月以后，军委日常工作机构发生调整。随着军队领导机关重新整顿，总参机关也需要补充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此前担任副总长的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阎仲川被撤职，李天佑病故，张才千一度主持总参工作，领导班子的补充显得格外重要。

1972年，向仲华、李达、彭少辉被任命为副总长。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曾把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选拔放在重要位置，强调从不同岗位发现人才，使领导层形成老中青结合。考虑从成都军区选调干部时，他征求了李达的意见。

这不是随口推荐。李达曾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对西南地区的部队干部十分熟悉。此时，何正文正处在重新安排工作的阶段。李达向叶剑英介绍说，何正文担任过多级参谋长，也带过主力部队，熟悉参谋业务，能够团结同志，具备到总参工作的条件。

叶剑英采纳了这一意见。1973年9月，何正文重新分配工作，担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同年11月，他与杨成武、王尚荣、胡炜等人正式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这个任命，既有组织调整的背景，也有对其长期工作能力的判断。

任职后，何正文与李达分管的工作有明显交集，主要涉及军事训练、防化和军事外交。两人再次在同一领导层共事，一个是长期主持参谋工作的老将，一个是从基层和作战岗位成长起来的干部。何正文遇到问题时，仍会向李达等老同志请教，这种工作关系并非私人照顾，而是军队业务传承的一种体现。

到了1982年和1985年，军队先后进行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何正文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需要听取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以及老同志的意见，再把分散的情况汇总、分析，提出调整方案。改革涉及机构、编制和人员，任何一项决定都可能影响许多干部的去留。

尤其是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任务更为艰巨。何正文参与其中，面对的不是纸面上的加减，而是部队结构、指挥层级和战斗力布局的重新安排。该压缩的编制必须压缩，该合并的机构必须合并，既要贯彻部署，也要尽量保证部队建设的连续性。

完成这项工作后，何正文不再担任副总参谋长。回看他的经历，从随营学校的一次谈话，到成都军区干部推荐，再到与李达共同分管军事训练、防化和军事外交，几次关键转折都与“参谋”二字紧密相连。李达当年让他去骑兵团时，恐怕也不会想到，这名不会骑马的年轻干部，后来会走上总参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