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4年秋天，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张爱萍在查看核试验准备情况时，专门去找一名年轻技术干部。他叫罗箭，是罗瑞卿的长子。那时的马兰，风沙大，生活苦，科研人员常年钻在戈壁和掩体里，家书也不能随便寄出。
罗箭出生于1938年的延安。父亲罗瑞卿长期在前线和部队工作，他一岁时，父亲便奔赴太行山抗日，直到五岁左右，父子才有较多接触。幼年时期，他曾寄养在老乡家中，名字也一度叫作“罗小青”。
真正影响罗箭人生选择的，是进北京以后的一段家庭谈话。几个孩子讨论将来报考什么专业，罗瑞卿放下手里的报纸，谈起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老一辈人打过仗，却不熟悉现代工业建设，国家今后的发展，需要年轻人把数理化学扎实。
这句话没有长篇说教，却让罗箭记了很久。1958年高中毕业时，他决定报考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刚成立，设有原子能专业，罗箭以优异成绩考入学校，物理考试还取得了满分。
有意思的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来得知哈军工新设原子能专业，罗箭申请转学。罗瑞卿没有替儿子做决定，反而支持他根据兴趣选择道路。经过选拔，罗箭进入哈军工原子工程系学习。
父亲还在这时给三个儿子重新取名，分别是“箭”“宇”“原”。罗箭后来认为，这几个字并非随意挑选，而是寄托着老一辈革命家对国防科技的期待：火箭、宇宙飞船和原子能，都关系到国家能否建立自己的现代国防体系。
在学校里，罗箭并没有因为家庭背景得到特殊照顾。相反，同学们起初对他多少有些观察和怀疑。一次劳动中，有人问他敢不敢跳进冰冷的粪坑清理冰块。罗箭没有争辩，转身就跳了下去。那股臭味散开后，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也变了。
1963年，马兰和青海二二一基地急需专业人才。哈军工原子工程系部分学员提前毕业，第六期学生也压缩教学进度，完成论文和答辩后奔赴核工业一线。罗箭被分配到马兰基地红山研究院，参与光学测量等技术工作。
1964年5月，罗箭离开北京前往新疆。临行时，他只对父母说：“出去执行任务。”罗瑞卿当然明白儿子要去哪里，却没有追问。作为主管相关工作的领导，他清楚保密纪律，也知道儿子同样不会多说一个字。
到了马兰，罗箭每天忙于试验准备，半年没有给家里写信。罗瑞卿在一次会议上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的儿子“失踪”了。话传到张爱萍那里，便有了后来那次特殊的“探望”。
张爱萍来到现场后，沿着工号寻找，终于在光学测量站附近见到罗箭。罗箭刚从地下掩体出来，满头是汗，脸被戈壁的日晒得黝黑。张爱萍拍了拍他，笑着问：“怎么不给你爸爸写信？我替老罗来看看儿子。”
罗箭赶紧回答：“这是规定的纪律。”张爱萍听完大笑。这个问答看似轻松，背后却是核试验工作最严格的保密制度。父亲不能问，儿子不能说，彼此都把分寸守在心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试验现场，技术人员各守岗位。罗箭按照要求背向爆心，低头闭眼倒数。等到可以睁眼时，蘑菇云已经升起，他没有看到最初的火球和闪光，却立刻投入数据测量。
根据蘑菇云高度变化，罗箭和同事绘制出曲线，估算爆炸当量约为一万至两万吨梯恩梯，平均值约一点五万吨，与广岛原子弹的当量大体相当。数据汇总后，现场确认试验成功。罗箭因工作表现荣立三等功。
喜报送到北京东城区东华门办事处时，工作人员知道这份喜报来自一位高级干部家庭，格外高兴。罗瑞卿得知秘书只在门口签收，反而提出批评：“办事处的同志来了，应该请进门喝杯茶。”
一个月后，罗箭回到北京。罗瑞卿听完儿子的工作汇报，决定带全家到全聚德吃烤鸭，还向店里的工作人员介绍，儿子在新疆立了功。对罗箭来说，那顿饭既是家宴，也像是父亲对他多年坚守的认可。
后来，罗箭经历过复员、下放和重新回到国防科研岗位的曲折。即使家人希望他留在北京，罗瑞卿仍说：“小青是科技干部，新疆更需要他。”罗箭理解父亲的意思，重新回到马兰，继续从事核试验相关工作。
1978年后，罗箭调回北京参加国防科委技术管理工作。1985年，他服从组织安排转入政治工作岗位，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退休前，他陪母亲将珍藏多年的父亲骨灰带回南充，安葬在纪念馆附近的雪松下。2006年，年近七旬的罗箭又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走了41天。那时，他仍把自己看作父辈事业的见证者和接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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