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年轻人婚育意愿高于日本，但为什么韩国生育率低于日本呢？

9月1日《环球时报》报道：韩国年轻人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可能比外界想象的积极。韩国《每日经济》8月30日报道称，一项针对韩国与日本年轻人的联合调查显示，韩国未婚年轻人中有81.4%表示有结婚意愿，明显高于日本的57.6%；同时，76.8%的韩国年轻人表示希望拥有孩子，同样高于日本的50.5%。（见上面的截图）

根据韩国和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近几年韩国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如下：

2020年韩国0.84，日本1.33，

2021年韩国0.81，日本1.30，

2022年韩国0.78，日本1.26，

2023年韩国0.72，日本1.20，

2024年韩国0.75，日本1.15，

2025年韩国0.80，日本1.14。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按照上述调查结果，韩国年轻人婚育意愿高于日本，但为什么韩国生育率低于日本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婚育意愿”测的是态度、想法，“生育率”测的是实际生育行为，从意愿到行为，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韩国年轻人表面上更想结婚、更想生育，但把这些意愿变成真实生育的现实条件比日本更差，所以韩国生育率反而更低。

其二，虽然“韩国未婚年轻人中有81.4%表示有结婚意愿”，但“想现在就结婚”的仅占8.6%。韩国大部分未婚年轻人虽然有结婚意愿，但并不是很着急结婚，而是“遇到合适对象才结婚”、“未来有可能结婚” 这种条件式愿望，并非确定计划。

其三，韩国年轻人设定的结婚门槛比日本更高。韩国大量年轻人虽然主观上想结婚，但达不到自己设定的经济门槛，长期推迟结婚。根据此次调查，从结婚条件来看，经济稳定是韩日年轻人共同关注的重要因素。韩国51.8%的受访者认为，结婚需要“本人及配偶就业和收入稳定”，日本这一比例为41.1%。韩国年轻人对住房问题的担忧尤其突出，有47.1%的韩国未婚者将“减轻居住费用负担”视为重要因素之一，而日本这一比例仅占12.1%。

其四，韩国的教育内卷更严重，导致育儿成本更高。韩国社会从幼儿园就开始的激烈教育竞争和高昂的私立教育费用，让“精心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极高，这严重抑制了生育多孩的意愿。

其五，根据OECD（经合组织）数据，2024年韩国女性的每月平均工资比男性低29%，男女工资差异在所有OECD国家中最大。韩国家庭育儿与照护责任主要由女性承担，女性生育后复职常面临非核心调岗、晋升受限与收入下降。2026年1月首尔市女性家庭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因怀孕、生育或照护家庭而经历职业中断后，成功再就业的女性中，有42.5%的受访者表示薪资水平较中断前有所下降。从职业中断到重新就业所需时间来看，女性平均需48.4个月，男性为20.4个月，显示出因怀孕、生育及家庭照护导致的职业中断对女性就业连续性的影响更持久。高学历且经济独立的韩国女性，为了避免婚后沦为“免费保姆”或事业受挫，往往对生育望而却步。

其六，韩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间比日本更长。根据OECD数据（最新数据是2023年的），韩国就业者每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872小时，而日本就业者每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611小时。工作时间过长，不可避免会挤压育儿时间，从而降低生育率。

其七，日本少子化启动更早，从上世纪90年代持续至今，社会观念已完成代际切换：年轻人普遍接受“不婚不育是正常选项”，因此调查问卷上婚育意愿本身就偏低。韩国低生育率是快速断崖式下滑，传统家庭观念依然保留，多数年轻人内心仍保留结婚生子的理想，但受到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的约束，理想和现实严重撕裂，形成“高意愿、低生育”的矛盾局面。

其八，从孩次结构来看，日本已婚家庭生育二孩、三孩比例更高；韩国已婚家庭大多只生一孩，多孩比例远低于日本。例如，2024年韩国出生人口中，一孩占比61.3%，二孩占比31.8%，多孩（三孩及以上）占比仅6.9%。相比之下，2024年日本出生人口中，一孩占比46.9%，二孩占比36.3%，多孩占比16.8%。

综上所述，韩国年轻人较高的婚育意愿，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期望。但当韩国年轻人面对比日本更高昂的育儿成本、更严峻的就业竞争、更深的“职场-家庭”冲突以及更严重的教育内卷时，这些现实壁垒共同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最终导致了“高意愿、低生育”的困局。这提醒我们：要提升生育率，既需要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同时也要消除“实现生育意愿的经济与社会障碍”。

不过，近两三年韩国生育率持续回升，而日本生育率则持续下降。未来几年，韩国和日本的生育率差距很可能逐渐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