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7年，四川达县，张爱萍将军结束军工企业视察，乘车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车子还没进县城，他便从车窗外看见，沿途停着一排排警车，群众被隔在道路两侧，只能远远张望。
张爱萍很快察觉出不对，便问身边工作人员：“这是怎么回事？”对方解释说，当地干部担心首长安全，特意调来警力维持秩序。
将军听完，脸色沉了下来：“看望乡亲，弄这么大阵仗干什么？耍什么排场？”说完，他要求立即撤掉不必要的警戒。警车陆续离开后，群众才重新靠近道路，许多人激动地喊着他的名字。
这一幕并非偶然。张爱萍出身四川达县农村，少年时期家境贫寒，能够进入县立中学读书，离不开乡亲们的帮助。那份情，他没有忘记。参加革命后，他走上战场，又投身国防科技建设，职务越高，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却没有因此拉开。
在一些人印象中，张爱萍性格刚烈，说话直，办事也不喜欢绕弯子。战争年代，他敢于当面提出不同意见；负责国防科技工作时，对重大问题更是寸步不让。这样的脾气，用在原则上显得“硬”，用在群众身上，却往往变成了实在。
他在北京居住时，住的是靠近什刹海的青砖平房。有关方面曾考虑为他更换环境清静、条件更好的住所，但他没有同意。邻近街坊的叫卖声、脚步声和日常喧闹，在他听来不是打扰，而是生活本来的声音。
院门也常常敞着。附近菜站、商店有时把蔬菜和货物临时放在院内，邻里进出并不拘束。有人来串门，他愿意停下来聊几句；群众反映困难，他也认真听。将军府少了几分神秘，多了几分寻常人家的烟火气。
1965年，张爱萍到江苏扬州方巷大队参加劳动。那段时间，他同社员一起生活、劳动，参与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还帮助群众识字。方巷大队有12个生产队，各队的生产情况、实际困难，他都尽量掌握。
有一次，他了解到一户人家七口人挤住在三间茅草屋里，便提出帮助他们改善住房。张爱萍没有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带头参加打地基、搬材料等活计，夫人也在一旁帮忙。夫妻俩干得满身灰土，和普通社员没有两样。
他离开方巷时，特意交代当地干部不要惊动群众。可消息还是传开了，乡亲们一早赶来送行。面对依依不舍的人群，张爱萍劝道：“别哭，我也是大队的一员。”回到北京后，他还惦记着那里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时常打电话询问。
所以，1987年回到达县，看到群众被挡在路边，他的反感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多年形成的处事原则：干部不能把自己摆到群众对面，更不能借接待首长制造声势。
进城后，当地干部又安排了酒席，还请来他的亲属陪同。张爱萍得知后，再次提出异议：“怎么能用公家的钱招待我的亲属？不行。”饭菜已经备好，亲人也已赶来，工作人员劝说破例一次，但他没有松口，酒席只得撤下。
原则守住了，他心里却不好受。亲戚们多年未见，专程赶来，连饭也没吃便离开，张爱萍一夜难眠。第二天忙完工作，他没有再接受隆重安排，而是轻车简从，挨家挨户去看望亲友和乡亲。
这次返乡，成为他几十年来少有的一次故土之行。乡亲们希望他常回来，他却明白，自己每次出现，地方都要投入人力物力接待，反而会给当地添麻烦。于是那份思念，只能压在心里。
同年，张爱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面对组织挽留，他坚持认为，干部年轻化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老同志也应当给年轻人让出位置。离休后，有人仍习惯到他家汇报工作，他便摆摆手说：“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当好老百姓。”
若只是登门看望，不谈汇报、不讲职务，他便会笑着把人迎进屋。隔着数十年风雨，这位将军对故乡的牵挂，始终没有变成一场排场，而是落在了一次次握手、交谈和亲自登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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