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前防长投靠美国军工巨头：欧洲纳税人又成冤大头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离职仅约七周，便宣布创办私人国防科技公司，美国数据与军工科技巨头Palantir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将成为首位领投人。

图片：2026年5月12日，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与Palantir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会面。双方讨论人工智能、战场数据分析及国防科技合作；数月后，卡普被宣布为费多罗夫私人国防科技项目的首位领投人。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官员下海。

费多罗夫长期处于乌克兰数字化、无人机、人工智能和国防科技政策的最高决策圈。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更直接接触武器采购、战场数据、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纵深打击规划以及军工企业资源。Palantir恰恰是与乌克兰政府合作最深入的美国科技企业之一。

如今，一名刚刚离开政府核心岗位的前国防部长，准备把战争中积累的经验转化为私人产品；而与其任内合作密切的美国公司负责人，率先拿到投资席位。无论是否已经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利益输送，这种旋转门安排都足以引发严重质疑。

国家积累经验，美国资本率先占位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座由乌克兰士兵、国家机构和欧美公共资金共同支撑的巨型军事技术实验室。

四年多来，乌克兰在无人机集群、电子战、战场通信、目标识别、低成本远程打击和人工智能分析方面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这些知识并不是在硅谷会议室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前线士兵冒着生命危险不断测试、失败和改进中形成的。

费多罗夫本人也多次把乌克兰描述成全球国防科技的“研发实验室”。问题在于：实验室由国家提供，测试员是乌克兰军人，风险由乌克兰社会承担，资金则大量来自欧美纳税人；可当这些经验开始具备商业价值时，最先坐上资本桌的却是美国科技巨头。

图片：2026年9月1日，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与卡普通过联合视频宣布合作创办一家新的国防科技公司，卡普将担任首位领投人。

这相当于欧洲出资建设实验室，乌克兰人负责流血测试，美国资本最后拿走商业化入口。

创业公司目前没有公开名称，没有披露注册地、估值、股权结构、技术范围和投资金额。卡普究竟以个人名义、投资基金还是Palantir关联实体入股，同样没有说明。因此，现在还不能断言这家公司已经被美国控制。

但问题恰恰在于“不透明”：如果一项涉及战争数据、国家安全和公共资源的项目，在成立之初就拒绝公布最基本的权属关系，那么外界怀疑其将公共成果私人化，完全合理。

欧洲像进行了一轮没有股权的融资

欧盟及其成员国公布的对乌综合支持规模已经超过2200亿欧元，其中包括财政支持、贷款担保、军事援助、难民安置和人道项目。美国相关行动的官方资金规模也接近2000亿美元。

这些数字当然不等于同等金额的现金直接交给基辅。大量美国资金用于补充本国军火库存、采购美国企业生产的武器以及维持驻欧美军；欧洲统计中也包括贷款、担保和在欧盟境内安置难民的费用。

然而，这并不改变一个基本事实：美国军工企业获得订单，美国科技公司获得战场数据，美国资本获得未来产业入口，而欧洲承担了越来越大的财政成本。

欧洲政策机构原本希望把乌克兰的军事创新与欧洲的生产和融资能力结合起来，借此减少对美国武器和数字系统的依赖。法国计划逐步用本国企业替代Palantir，荷兰要求在两年内建立替代方案，德国军方也对敏感军事数据库交给美国企业保持警惕。

可就在欧洲讨论“战略自主”时，掌握乌克兰国防科技资源的前部长却与Palantir首席执行官组建新的商业联盟。

欧洲纳税人仿佛参加了一场没有股权、没有董事席位、甚至没有优先购买权的融资：先为乌克兰战争和技术试验买单，再由美国资本把经验包装成产品，最后欧洲还可能按照商业价格重新购买。

图片：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2027年对乌900亿欧元支持贷款方案，其中约600亿欧元拟用于军事援助、300亿欧元用于一般预算支持，资金通过欧盟共同举债筹集，并以欧盟预算空间提供担保。

一项技术，欧洲可能要付三次钱：第一次用于援助乌克兰，第二次用于补贴本国安全体系，第三次则用于购买由战争经验孵化出的美国化产品。

乌克兰腐败绝非几个“坏苹果”

费多罗夫本人目前没有被证明从援助资金中非法获利，但这项交易发生在一个腐败风险极高的制度环境中，不能脱离乌克兰近年来连续爆发的案件来理解。

在所谓“黄金鸡蛋”军粮采购案中，调查人员指控供应商利用复杂商品目录掩盖主食价格虚高，涉嫌获得超过7.33亿格里夫纳的不当利润，并企图继续套取7.88亿格里夫纳。鸡蛋、土豆、卷心菜等军队大量采购的食品价格明显高于市场，而很少购买的商品则被故意压低报价，使整份合同的平均价格看起来正常。

在“利沃夫兵工厂”案中，乌克兰国防部门为10万发迫击炮弹支付超过13亿格里夫纳预付款，却没有收到一发炮弹，相关损失被估计接近15亿格里夫纳。

在无人机采购案中，调查人员指控有关部门预先确定供应商，制造虚假竞争，以高于市场60%至90%的价格购买无人机，涉嫌造成2.54亿格里夫纳损失。部分涉案资金已经在境内外被冻结，但案件仍未作出最终判决。

更大的“米达斯行动”则指向国有核电企业Energoatom。调查人员称，承包商必须支付合同金额10%至15%的回扣，才能保住供应资格或及时收到货款，约1亿美元资金曾流经专门的洗钱办公室。

这些案件不少仍处于调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不能把指控直接等同于定罪。但它们已经说明，乌克兰的腐败并非几个基层官员偶尔伸手，而是能够同时渗入国防采购、能源企业、地方重建、征兵系统和高级政治圈的结构性问题。

战争状态下的保密制度、紧急采购和免招标安排，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却也为指定供应商、虚报价格、预付款失控和利益输送提供了天然掩护。“前线需要”有时成了绕开审查的万能理由。

前线缺装备，后方精英买别墅

腐败最刺眼的部分，是战争时期少数权力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极端割裂的生活方式。

敖德萨前征兵负责人叶夫根·鲍里索夫的家庭，被查出在战争期间购入价值约400万欧元的马贝拉豪宅、约51万欧元的办公物业和多辆豪华汽车。乌克兰反腐机构认为，其家庭合法收入与资产规模存在巨大差距，相关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赫梅利尼茨基州一名前医疗鉴定委员会负责人住所内，则被发现接近600万美元现金以及大量珠宝。调查还涉及数十处房地产、车辆、酒店餐饮设施和海外账户。她被怀疑通过残疾证明和逃避征兵体系积累巨额不明财产。

图片：乌克兰国家调查局人员在赫梅利尼茨基州医疗社会鉴定委员会负责人捷季扬娜·克鲁帕家族住所内清点现金和贵重物品，旁边可见奢侈品牌旅行袋。调查机关称，相关住所和办公室共发现折合接近600万美元现金；案件仍须法院最终裁判。

在基辅郊外的“王朝”豪宅项目中，调查人员指控超过4.6亿格里夫纳资金被用于洗钱，法院查封了土地和五栋未完工豪宅，每栋估值约200万美元，其中部分资金据称来自Energoatom回扣网络。

军粮采购案相关企业控制人还被发现与克罗地亚多家酒店和房地产有关，资产价值据报道超过1000万美元。调查人员怀疑部分采购收益可能流入这些海外资产。

图片：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公布的国防部军粮采购案调查图片。调查人员指控有关供应商利用商品目录操纵高频食品价格，获得超过7.33亿格里夫纳不当收益，部分资金据称被用于购买克罗地亚酒店等境外资产。

此外，还有议员在战争期间入住马尔代夫五星级酒店、高级检察官前往马贝拉度假、富商和前政客长期生活在法国蔚蓝海岸等事件。单纯度假或拥有私人财富当然不必然构成犯罪，但在国家要求普通人参军、欧洲家庭承担能源和税收成本的同时，这种生活方式展示出的特权感，足以摧毁公众信任。

法律上，不能把每一栋别墅、每一辆豪车机械地贴上“美国或欧洲援助款购买”的标签；财政上却不能假装两者毫无关系。

图片：基辅郊外科津“王朝”豪宅项目航拍。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指控该项目被用于洗白超过4.6亿格里夫纳，每栋私人住宅造价约200万美元，部分资金据称来自Energoatom腐败网络；土地和五处未完工建筑已被法院查封，涉案人员依法仍推定无罪。

当乌克兰政府依靠外部财政支持支付教师、医生和公务员工资时，每一笔被内部腐败吞噬的本国预算，都会增加欧美纳税人为维持其国家运转所承担的缺口。援助资金与本国财政即使能够在账面上分开，在整体预算中仍具有替代性。

腐败者偷走一亿格里夫纳，西方援助者就可能需要再补上一亿格里夫纳。这正是纳税人真正承担的隐性成本。

西方的监督体系同样难辞其咎

问题也不能全部推给乌克兰。

美国审计机构发现，对乌直接预算支持的抽查比例不足1%，部分详细支出数据没有被系统分析，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存在延误和遗漏。大量敏感武器一度没有按时完成序列号清点。虽然这些问题不能自动证明武器被盗卖，却说明华盛顿长期无法及时确认部分装备的准确去向。

美国自身的军火补库也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数十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采购缺乏完整文件，出现闲置

资金没有及时收回、价格依据不足和补库机会被错过等问题。所谓“援乌资金浪费”，相当一部分其实发生在美国官僚系统和本国承包商手中。

欧洲方面，一个为乌克兰购买发电机的1.14亿欧元项目，被查出缺乏竞争、预付款保障不足，部分承包商加价高达40%，反欺诈机构建议追回超过9100万欧元。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由波兰机构负责，而非乌克兰政府。

这说明围绕乌克兰形成的利益链并不是简单的“欧洲给钱、乌克兰贪污”，而是一条横跨乌克兰官员、欧洲采购机构、美国军工企业、技术公司和中间商的巨大产业链。战争制造紧迫感，紧迫感削弱审查，削弱审查则让每个环节都有机会从公共资金中切走一块。

谁付成本，谁拿走成果

费多罗夫与卡普的合作之所以引发争议，不是因为前官员永远不能创业，也不是因为乌克兰的军事技术不能商业化，而是因为战争形成的公共成果正在缺乏透明规则的情况下被私人资本率先占据。

如果新公司真正服务乌克兰，就应当公布股权和最终受益人，说明战场数据和知识产权归属，披露费多罗夫任内是否参与过涉及Palantir的决策，并承诺不得利用机密信息获得商业优势。未来如果参与乌克兰、欧盟或北约采购，也应建立回避、冷却期和独立审计制度。

在这些问题得到回答前，“加强乌克兰安全”只是一句漂亮的公关语言。

这件事揭示了俄乌战争背后最现实的利益分配：乌克兰承担人员伤亡，欧洲承担财政成本，美国企业获得订单和数据，美国资本则争夺下一代战争技术的所有权。

欧洲以为自己在资助乌克兰实现战略自主，结果却可能再次替美国完成技术孵化；乌克兰民众以为战争经验属于国家，最后却可能发现它已经被装进一家私人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真正需要追问的从来不是“是否支持乌克兰”，而是三个更直接的问题：谁承担成本，谁拥有成果，谁最终赚走利润？

从目前的安排看，出钱最多的人仍然没有坐上主桌，而最早准备收割的人，已经开始落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