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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外媒《共和国报》披露了杜特尔特案件的最新进展。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正式向国际刑事法院（ICC）提出申请，要求检方重新提交一份完整、边界清晰的指控文件，一场围绕程序性规则的博弈，把这桩备受争议的大案，再次推到舆论台前。
不少人会感到疑惑，案件早已立案，为何辩方还要要求重交指控材料？症结，藏在检方当下的起诉方式之中。目前检方以三项危害人类罪起诉杜特尔特，指控的时间跨度，覆盖他担任达沃市市长直至菲律宾总统的漫长阶段，并列举了数十起凶杀案件作为例证。但在辩护方看来，这些案件仅仅是示例性案例，而非全部追责范围，意味着检方在审理过程中，随时可以补充新案件、新事实。如同射击时不断游走的靶子，辩护一方很难划定清晰的应诉方向，无法有针对性地筹备辩护策略，这也就是辩方口中“移动目标”式指控的由来。正因如此，辩方请求法庭下令，让检方出具一份范围固定、事实完备的正式指控文书。
一切纠葛，根源都来自当年那场震动世界的菲律宾禁毒战争。在大众印象里，杜特尔特是一位作风强硬、言辞直率的领导人。竞选之时，他便将禁毒作为核心纲领，许诺在短时间内肃清国内毒品乱象，也借此收获了大量底层民众的支持。就任总统之后，他迅速推开全国性禁毒行动，赋予警方极大执法权限，号召民众共同参与涉毒举报，一场雷霆式的治理就此铺开。
这场运动，利弊与争议相伴相生。短期之内，街头公开贩毒现象大幅收敛，地方治安明显好转，无数饱受毒品荼毒的普通家庭，切实从中受益。可高昂的代价，很快浮出水面。菲律宾官方统计，杜特尔特六年任期内，禁毒行动中被击毙人数超过6100人。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与多家国际人权机构调查估算，死亡人数达到2.7万，部分机构预估甚至突破三万。遇难者大多来自城市贫民窟，大量人员未经完整司法审判，便以“拒捕”为由当场身亡，无辜路人遭牵连殒命的悲剧也时有发生。
大规模法外处决的争议，直接引来国际司法的介入。2018年，国际刑事法院启动初步调查。杜特尔特当时态度强硬，宣布菲律宾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并在2019年完成正式退出流程，一度希望借此切断法院的管辖权。但根据《罗马规约》，只要犯罪行为发生在该国仍是成员国的时期，即便后续退约，法院依旧保有管辖权，调查并未就此终止。数年拉扯过后，今年3月，杜特尔特在出境时被移送羁押至国际刑事法院，案件正式进入实质审理阶段。
回到本次辩方的诉求，这既是一次合法的权利主张，同样也是一套清晰的诉讼策略。如今杜特尔特已是80岁高龄，健康状况堪忧，此前拘留期间昏迷的消息，也曾引发外界关注，身体条件日渐衰弱。对辩护团队而言，拉长审判周期，便多了以不适宜受审为由，申请中止诉讼或是临时保释的机会，拖延本身，就是一种防守手段。
而从法理层面看，辩方的主张并非毫无依据。现代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就是被告人应当清晰知晓全部被控事实，不能在一套随时变化的指控之下应诉。可检方同样有着现实困境：一桩危害人类罪大案，受害者众多、时间跨度漫长、地域分散，很难在一份文书里穷尽每一起个案。实务之中，检方往往选取代表性案件，用来证明一套系统性的犯罪模式。截至目前，检方已经移交6000多份案件档案，其中核心证据两千余份，整理举证的工作量十分庞大，如果要求全部事实一次性列明，庭审很可能再度延后数年。
说到底，杜特尔特一案，早已超脱单纯的法律审判，演变为一场深刻撕裂菲律宾社会、牵动国际治理讨论的复杂事件。在菲律宾国内，有人视杜特尔特为拯救治安的领袖，有人斥责他践踏法治与人权；放眼国际，一派声音将ICC视作伸张人权正义的平台，另一派则担忧，跨国刑事审判正在成为干涉小国内政的工具。
接下来，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将决定案件节奏走向。倘若法庭支持辩方申请，检方就要重新梳理整套指控材料，正式开庭的时间必将再度推迟；一旦诉求被驳回，案件大概率会按照原有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后开庭。
曾经在菲律宾政坛一言九鼎的铁腕总统，如今身在海牙的拘留场所，在一条条司法程序之中寻找突围的缝隙。这场绵延数年的司法大戏，远未迎来终局，更多变数，仍在前方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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