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2月，广西边境集结地域，参战部队正在领取武器、清点弹药。许多年轻士兵刚入伍不久，连周围的山路和友邻部队都还没有完全认清，就要随大部队开赴前线。让人意外的是，这支部队中，新兵比例竟然接近八成。
这并不是因为军队轻视战争，也不是因为老兵不愿参战，而是当时中国军队编制、边境防务和国际局势共同造成的结果。战争来得急，能调动的兵力却十分有限，临时补充新兵，几乎成了唯一可行的办法。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前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军队中相当一部分力量还承担着生产建设、抢险救灾等任务。与此同时，北方的中苏边境形势紧张，苏联在远东和蒙古方向保持着强大军事存在，中国不可能把北方部队大规模抽调到广西、云南。
西南方向的压力同样不断增加。越南统一后，在苏联支持下推行地区扩张政策，持续制造中越边境冲突，并对柬埔寨采取军事行动。中国若要实施反击，就必须控制战争规模，既要打击越南的军事据点，又不能让北方防线出现空虚。
正因为如此，参战部队不能简单理解为“从全国挑选最精锐的老兵”。当时解放军许多部队实行甲种师、乙种师两类编制。甲种师接近满员，训练和战备任务较重；乙种师平时保留部分空额，人员规模较小，很多官兵还承担生产建设任务，战时再进行扩编。
问题在于，乙种师一旦转入战时状态，需要迅速补足人员、武器和运输装备。一个师从数千人扩充到万人左右，缺口并非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参战部队数量较多，临时需要补充的兵力自然十分惊人，单靠其他野战部队抽调，既会暴露作战意图，也会破坏国内防御布局。
新兵因此被大量补入。
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全国征集的新兵陆续进入部队。留给他们的训练时间很短，有些人只完成了队列、射击和战术基础训练，便开始接受战场任务。部分连队甚至在临战前才完成重新编组，官兵之间彼此陌生，指挥关系也需要在行军和战斗中逐渐磨合。
当时解放军尚未恢复军衔制度，干部和战士穿着基本相同，战场上辨认指挥员并不容易。新兵缺少经验，老兵数量又不足，部队管理和协同都面临很大压力。对此，作战部队采取了“老带新”的办法，把有实战经历的班长、排长和骨干尽量留在基层，带着新兵熟悉地形、火力协同和战场纪律。
一名老兵曾对新战士说：“别慌，跟着我，先学会隐蔽，再学会开火。”这类简单的话，在枪炮声中往往比长篇训话更有作用。
越南军队的作战经验也不容低估。越南先后经历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许多部队长期处于战争环境，熟悉丛林、山地和坑道作战。中国新兵面对的不是普通训练对手，而是一支刚从长期战争中走出的军队。
但实战也会迅速改变士兵。2月17日战事展开后，部队在进攻中不断总结火力配置、穿插路线和爆破方法。新兵第一次接触战场时可能动作生疏，经历几次战斗后，便会知道什么时候卧倒，如何判断火力点，怎样在炮火间隙跟进。
战斗中，确有不少新兵表现出超出训练水平的勇敢。广西方向作战时，刚入伍不久的唐立忠在部队遭遇敌方碉堡阻拦后，主动请求担负爆破任务。在火力掩护下，他接近并炸毁敌火力点，为部队打开通路，后来被授予爆破英雄称号。
龙邦方向作战中，步兵第368团二连七班的新战士黎雁文，在副班长牺牲后接过武器，连续冲过敌方堑壕，参加夺取高地的战斗。这些事例并不能说明新兵已经具备老兵水平，却说明严格的组织、基层骨干的带领以及战场中的快速学习，能够让一支临时补充的部队迅速形成战斗力。
1979年3月16日，中国参战部队基本撤回境内。这场战争持续时间不长，却暴露出部队训练、通信、后勤和协同方面的许多问题，也促使军队重新认识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正规化建设。关于战场上新兵比例接近八成的说法，具体数字因部队、方向和统计口径不同而有差异，但新兵大量参战，确实是当时扩编仓促、兵力分配受限和战争突然发生共同造成的事实。
在广西、云南的烈士陵园中，许多墓碑记录着年轻战士的入伍时间。他们中的不少人，从军不到一年便走上了战场。截止1979年3月16日，战斗伤亡名单里，留下了大量这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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