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民国末年，钱比纸贱，命比草轻
老舍在《茶馆》里写过一句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呀？”这话搁在民国最后那几年，真不是文人矫情，是老百姓拿命换来的体会。
那会儿的钱，已经不能叫钱了。法币刚发行那会儿，一块钱还能买头牛，到了1948年前后，一百块钱连一盒火柴都买不着。粮价不是一天一个价，是一个小时一个价，早上出门带的钱还能买十斤米，走到粮店门口就只够买五斤了。房租按什么算？按面粉。房东不收法币，收面粉，一袋面粉顶一个月房租，你扛着面袋子去交租，房东还得掂掂分量，怕你掺了沙子。
工资怎么发？直接发面粉。老板月初发工资，工人扛着半袋面回家，路上要是摔一跤，面洒了，这个月就白干了。有人拿到工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是去找街边换银元的小贩。那小贩也是应运而生，专门在工厂门口支个摊，拿银元换你的法币，赚个差价。
你明知道被他宰了一刀，也得换，因为法币放在口袋里，过一个晚上就贬值一成。
面额呢？十万、百万、千万、亿，最后连十亿面额的都印出来了。十亿法币什么概念？1948年那会儿，大概能换3400美元——听着不少是吧？可那是十亿啊，十亿这个数字搁今天够一个小国家一年的财政预算了。普通面额的纸币，老百姓拿来糊墙、当废纸卖，比买纸便宜。
那会儿北京城里的垃圾堆，养活了一群孩子。他们天不亮就蹲在垃圾堆边上，等拉车的把城里的垃圾倒下来，一窝蜂扑上去翻，找煤核——就是没烧透的煤渣，捡回去还能接着烧。运气好的，翻出半拉馒头、几根烂菜叶，这一天就算开荤了。报纸上登过一条新闻，说一家人捡了垃圾堆里的鱼头回去煮汤，吃完全家中毒，死了好几口。这种新闻那会儿不算稀奇，隔三差五就有一条。
家里有床的，算是小康。大部分人家就是拿砖头垫几块木板，铺点稻草，一家人挤在上面。洗澡？别想了。北方冬天冷，能烧壶热水拿毛巾擦擦身子就算讲究人了。夏天还好，跳河里涮一涮，冬天就只能熬着，身上长虱子、生疥疮的到处都是。
最惨的是家里有病人的。医院是给有钱人开的，穷人进去连挂号费都掏不起。小孩发烧到39度，爹娘只能拿凉毛巾敷额头，眼睁睁看着孩子抽抽，烧到没气儿。不是不心疼，是实在没钱，那时候的穷，穷得让人连悲伤的力气都没有。
大街上乞丐多到什么程度？多到乞丐内部都卷出了“职业分工”。有一种叫“叫街”的，走苦肉计，见着穿得体面点的人路过，二话不说，拿起砖头就往自己脑袋上砸，血顺着脸流下来，跪在那儿不说话，就看着你。你要是不给钱，他下一砖头还砸。
还有一种更狠的，拿刀往自己脸上划，划完把血抹匀了，跪着磕头。寒冬腊月，有乞丐专门睡到有钱人家门口，不是想不开，是故意的——这家人怕乞丐冻死在自家门前惹官司，只能给钱给饭打发走。你说这是无赖？是，可但凡有条活路，谁愿意拿命去讹人？
那会儿的北平，冬天冻死人是常事，早晨起来拉车的掀开草帘子，路边就躺着硬邦邦的尸体。巡警过来看一眼，拿席子一卷，拉走了事。没人问是谁，没人通知家属，因为家属可能也饿死在哪个角落里了。
后来金圆券出来，说是改革币制，结果比法币贬得还快，几个月就成废纸了。老百姓彻底明白了，这纸片子靠不住，还是粮食、银元、棉布实在。于是市面上出现了以物易物的奇观——拿手表换半袋米，拿大衣换一捆柴，拿金镯子换一罐奶粉。城里人往乡下跑，乡下人往城里跑，都在找活路，可哪儿都没有活路。
这段历史离我们不过七十多年，不算远。现在年轻人说起民国，脑子里是旗袍、留声机、法租界的梧桐树，是张爱玲小说里的风花雪月。可真实的民国末年，是垃圾堆上抢煤核的孩子，是拿砖头砸自己脑袋的乞丐，是发烧到39度等死的孩子，是扛着面粉袋交房租的工人。
钱不值钱的时候，人命也就不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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