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军上将愤怒回忆中法海防之战：我军已挂白旗仍遭射击，伤亡惨重！

1946年3月6日，越南海防港，中国第53军第130师师长王理寰站在码头附近，盯着一支正在驶入内河的法国舰队。港口水面并不宽，沿岸却有仓库、民房和高楼，一旦交火，平民与驻军都难以躲避。此时的王理寰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冲突，而是法国殖民势力强行返回越北的第一道阻拦。

日本投降后，按照波茨坦会议安排，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由中国军队负责受降。1945年秋，卢汉率第一方面军进入越南，接收日军武器，维持当地秩序。法国自然不甘心放弃这块经营多年的殖民地，法军一部分退入中国境内避难，随后便要求返回越南参加受降。

中国方面对此颇为抵触，并非没有原因。抗战期间，法国殖民当局曾多次扣押中国经越南转运的物资，武器、卡车乃至钨矿和锑矿都遭到刁难。日本进驻越南后，法国又迅速屈服。等到法国重新恢复元气，便想借盟国身份卷土重来，这种反复无常，很难取得中国军人的信任。

越南方面同样反对法国复辟。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经建立，河内民众担心法国军队重新进城，华侨和中国驻军也可能被卷入冲突。中国军队若贸然为法军开路，既会损害自身威信，也可能使越南人把怒火转向中国。

有意思的是，地方军政人员的态度十分强硬。法国代表亚历山德里曾希望与卢汉商议共同进入越南，卢汉却连续数日拒绝会面。河内受降仪式上，中国方面也没有悬挂法国国旗。面对法方抗议，卢汉只说：“法国不是波茨坦宣言签署国，仪式上不挂法国国旗。”这句话让法方代表当场离席。

形势转折发生在1946年2月28日。国民政府与法国签订协定，同意中国军队撤出越南北部，法国接替中国防务。法国承诺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同意处理滇越铁路等问题，还答应在海防港划出一处供中国使用的区域。

纸面上的安排，看起来各有所得，实际却明显偏向法国。国民政府急于把驻越部队调往国内，准备应付日益尖锐的内战局势；法国则借此重新获得进入越北的合法通道。军方虽认为交防应当谨慎，却没有得到清晰明确的时间指令。

3月4日，法国少将萨朗通知中国方面，法军将在3月6日登陆。中国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锳答复：“没有接到当天交防的命令。”重庆方面发来的电报只规定在3月1日至15日之间交防，最迟3月31日完成，并未授权法军立即抢占海防。

谈判没有解决问题。3月5日深夜，中法美三方会议持续到次日凌晨，法国代表坚持按自己的计划登陆。中方则强调，驻军正在码头集结，越南方面也反对法国强行进入。马锳明确表示，若法军硬闯，后果由法方自行承担。

港口守军也接到了相同命令。王理寰在海防部署了步兵、工兵和火力分队，配备迫击炮、平射炮以及火箭筒。武器谈不上充足，但第53军曾参加中国远征军和滇西反攻，官兵有实战经验，绝不是可以轻易驱赶的杂牌部队。

3月6日凌晨，法国舰艇进入海防外海。中国军队发射信号弹，要求停船；舰艇进入内河后，码头守军又以旗语警告。法军仍未停下，数艘舰艇摆出强行靠岸的队形。中国方面再次通知：“如敢强行登陆，即予迎头痛击。”

随后，法军舰艇先开炮，炮火击中中国军队一处弹药库，爆炸声传遍港区。中国守军没有立即在远距离齐射，而是等法舰靠近后集中火力。双方交战数小时，法军舰艇两次试图突破，均被迫后退。

近距离作战中，火箭筒发挥了作用。一艘法军登陆舰中弹后失去控制，另有舰艇受损。舰上人员跳入水中，有人游向岸边，也有人举起白旗呼喊。法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阿巴奴后来在回忆中指责中方，称法军已经挂出白旗，中国军队仍未停止射击，导致法军伤亡惨重。

但在中方记录里，事情并不是单纯的“见白旗不止射击”。交火发生在双方尚未完成交防、法舰又率先炮击的背景下，港区秩序混乱，白旗究竟由哪艘舰艇、在何时升起，双方说法并不一致。法国方面后来向中国政府报告的伤亡数字较低，其他回忆材料则认为法军损失远高于官方数字，具体数目至今存在差异。

战斗停止后，阿巴奴举白旗进入中国第130师师部，与王理寰谈判。法方起初要求中方赔偿，并指责中国破坏盟友关系。王理寰当即反问：“我军已经连续发出信号，你们为何不听，反而先行炮击？”法方代表一度拒绝签字，王理寰则警告：“离开师部，安全由你自己负责。”

最终，法方同意就冲突承担责任，赔偿有关损失，保证不再偷袭中国驻地，并限期打捞受损舰艇。中方释放被俘法军，双方伤亡各自处理。海防之战没有改变中国撤军的大局，却让法国明白，越北并非可以凭一纸协定随意接管的地方。

数月后，法越矛盾全面激化，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海防港的抵抗，虽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打乱了法国以和平接防掩盖军事进逼的计划。对于当时衣衫破旧、物资紧缺的中国军队而言，这场战斗的意义并不在于战果数字，而在于法军强行登陆的企图被当场挡住，法国舰队也不得不在谈判桌前收回傲慢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