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1月，安徽双堆集战场，国民党第十二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包围，黄维正盘算着突围，麾下第110师师长廖运周却主动请缨，要求率部担任先锋。这个决定表面上是请战，实际上却改变了整个战局。
廖运周很清楚，黄维兵团装备精良，若让其集中力量打开缺口，中原野战军将要付出更大代价。于是他对黄维说：“四个师一齐往前挤，反而难以展开，不如由一个师打头阵，后续部队轮番接替。”
黄维没有想到，廖运周愿意承担最危险的任务，当即答应，并让第110师优先挑选武器。廖运周争取到的，正是这一段关键时间。他随即与解放军取得联系，率部进入指定阵地后举行起义，黄维原定的突围部署也因此被打乱。
双堆集一幕，并不是廖家故事的孤立插曲。安徽凤台廖氏一门，先后出了廖运泽、廖运升、廖运周、廖传枢四位黄埔系军官。他们有的长期在国军中任职，有的曾与中共失去组织关系，但到了1948年至1949年，几个人先后选择了起义或策动部队转向。
这几人的经历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有明显差异。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亲眼见过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倾轧，也感受到战争后期军心变化。对他们而言，起义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面对部下、家人以及自身安危的现实抉择。
廖运周生于1903年，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按照组织安排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过单线关系传递军事信息。
抗日战争中，廖运周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作战，凭借战功逐渐升任第110师师长。抗战胜利后，他曾设想在豫北起义，但部队突然被调往山东，计划只得搁置。
在山东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提供过多次重要情报。1947年，中原局曾要求他等待最有利的时机。这个“时机”最终落在淮海战场。1948年11月，他没有仓促行动，而是借黄维部署突围之际，把部队带到了解放军一侧。
廖运泽是廖家中较早投身革命的一人。1903年，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北伐，也曾在叶挺部队中任职，并参与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受挫后，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后来进入国民党第三十三军学兵团任教官。
这段经历使他的身份变得复杂。蒋介石对有共产党经历的军官始终存有戒心，廖运泽虽担任过师长、军长等职，却长期受到限制。1948年，他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兼颍上指挥所主任，族兄廖运升则担任暂编第一纵队副司令。
两人很快与解放军方面建立联系。国民党方面察觉异常后，试图把廖运泽调往衢州任职，实际上带有牵制意味。他没有赴任，而是转赴广州，随后前往香港。1949年，他与黄埔同学侯镜如合作，策动国民党军第318师起义，避免福建部分地区继续遭受战火。
廖运升生于1901年，是廖运泽的族兄。早年受父亲影响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蒋介石背离国共合作政策后，他曾转入反蒋武装。抗战时期，他在安徽地区任职，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不愿参与内战而辞职。
1948年，国民党军队将领紧缺，廖运升重新被启用，担任暂编第一纵队副司令。他上任后便设法与中原野战军联系，然而廖运周在双堆集起义后，国民党立即加强防范，暂编第一纵队被迫南撤。
部队渡江抵达芜湖一带后，廖运升继续通过地下组织沟通，并有意避免与解放军发生正面冲突。1949年5月4日，改编后的第110师在浙江义乌起义，官兵达万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同一个师的番号，先后由廖家两位族兄弟带领完成转向。
辈分最高的廖传枢，反而是黄埔期数最晚的一人。他生于1910年，1926年左右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主要在炮兵、步兵系统任职。1948年，他还曾短期担任营口市市长兼相关军政职务。
国民党军队败退西南后，廖传枢任第十五军参谋长。1949年12月，经过几位族侄劝说，他率部起义。四位黄埔生的选择至此汇成一处：有人在战场上倒戈，有人联络旧部，有人带领整建制部队转向。
新中国成立后，廖运周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廖运泽、廖运升、廖传枢则分别在民革、政协及地方行政岗位工作。廖运周1996年在北京逝世，廖运泽、廖传枢于1987年先后病逝，廖运升于1981年在南京病逝。四人走过的道路不同，落脚点却都在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转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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