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谈小康、酷儿和马来西亚

作者：Gary M. Kramer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BOMB

（2015年4月8日）

蔡明亮是当代世界电影的大师之一。他的电影以长镜头、极简对白和总是担任主演的李康生（导演的缪斯）而著称。这位电影人出生于马来西亚，但主要在台湾（偶尔也在法国）工作，他的电影着重表现偷窥、疏离和孤立。

蔡明亮（左）与李康生

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一些引发共鸣的隐喻和主题；在他的作品中，雨和水几乎是永恒的存在，它经常代表着爱或绝望，有时同时代表着两者。就像这些有着流动的水的画面一样，蔡明亮电影中的角色也因被压抑的性欲而悸动。人们在公共厕所里徘徊，而在1997年的电影《河流》中，这个场所变成了同志浴室，在他的作品中，手淫和孤立的性接触都是很重要的内容。

《河流》（1997）

虽然蔡明亮的电影充满情欲而且朴素，但它们也可以很有趣。在他的第二部长片《爱情万岁》（1994）中，女主角在公寓里努力打死一只昆虫的画面，是一段有趣的无声喜剧，在他最大胆的电影《天边一朵云》（2005）中，李康生在一个鲜艳明亮的歌舞场景中，装扮成了（更确切地说，主要是脱衣服）一个舞动的阳物。

《爱情万岁》（1994）

蔡明亮的作品中最明显的一点是，他通过沉思式的、静态镜头传达巨大情感的能力——无论镜头聚焦的是人物的脸，还是在风景或房间。在多伦多电影节放映完《不散》后，一名观众问蔡明亮，影片中关于空荡荡的影院的冗长镜头有何用意。「你什么都没有感觉到吗？」他的回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不是每个人都能体验到他独特的电影魔力，但那些被他的作品迷住的人是生活的皈依者。

《不散》（2003）

除了反复出现的水、西瓜和浴室等意象，演员李康生也几乎从未缺席。李康生饰演的角色大都叫作「小康」，这个名字似乎是导演和演员在虚构的电影世界中的融合。与特吕弗和让-皮埃尔·利奥德饰演的安托万·杜瓦内尔之间的关系不同，我们并不清楚在多部电影中，小康是不是同一个人，尽管他在《你那边几点》和《天边一朵云》有所重叠，而这两部电影通过短片《天桥不见了》（2002）连结了起来。

《天桥不见了》（2002）

在这些电影中李康生最一致的地方，除了角色的名字之外，是他表演的惊人多样性。在《黑眼圈》（2006）中，李康生分饰两角：无家可归的人和植物人，而且这两种表演都非常出色。

《黑眼圈》（2006）

在《郊游》（2013）中，他饰演的无名角色顶着倾盆大雨，坚忍地站在街头，体现了他为了保护孩子所锤炼的难以置信的意志力。

《郊游》（2013）

从本月开始，纽约活动影像博物馆将举办蔡明亮电影回顾展，我们也借此机会通过邮件采访到了蔡明亮导演。

记者：你为什么会决定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是什么给了你启发？你是如何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的？

蔡明亮：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没有人能决定自己的出生环境。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那是电影的黄金时代。我的祖父母每天带我去看电影。我们看了很多让人逃离现实的类型片。它们就像对我施了魔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80年代，我来到台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在这种环境下，我接触到了另一些类型的电影：比如法国的新浪潮、新德国电影和经典的默片。它们不仅拓宽了我的电影词汇，也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开始真正思考什么是电影。

记者：你被认为是「慢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你能谈谈你对非常长的静态镜头和这些能产生这种情感的时刻的偏好吗？

蔡明亮：我很困惑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讨论长镜头。一开始，不是所有的电影都是长镜头组成的吗？如今，大家不再讨论爱森斯坦，因为蒙太奇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长镜头仍然是电影的精髓。这就像无休止的关于同性恋的辩论——它不是一直存在的吗？长镜头只是我创作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东西。

从某种角度来看，我希望我的电影更加现实。保持时间的自然流动意味着剪辑要降低到最小程度，这是我最有效的策略之一。A片不也大部分都是长镜头吗？这种方法不是有效吗？每个人都想随时拿着遥控器。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观众的观看习惯，或是永不耐烦的心。

记者：能谈谈你和李康生的合作关系吗？

蔡明亮：现在我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我可能前世欠他的。在我看来，李康生是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人。他完全违背了所有社会的标准，特别是那些表演行业的标准，也违背了先前存在的表演观念。不久前，他在我的一部独角戏中扮演僧人。但是在演出前，他中风了，身体的一半基本不能活动。情况非常让人担心，我们都觉得演出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最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走上了舞台：原本计划两个小时的演出，因为他失去了部分行为能力的身体而变成了三个半小时。

就在那时，我有了一个想法：即使他不能动，他只是躺在那里，这个演出也仍然可以进行。我们长期的合作是对社会既定发展观念的一种反叛。《青少年哪吒》（译者注：该片的英文片名为Rebels of the Neon God）的中文片名取自中国神话，哪吒是神话中最年轻的神，他剔骨削肉，作为对父亲最极端的反抗。

《青少年哪吒》（1992）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你把水作为一种象征——它通常代表着爱和欲望，或者是强烈的情感——特别是《洞》和《郊游》中的倾盆大雨。你谈谈这种象征意义吗？

蔡明亮：关于《郊游》中的雨景，我们其实只有两辆水车和三个大风扇。一小队人把绳子系在树枝上，用尽全力摇晃。这两天的拍摄非常折磨人。有个人以为他在森林里踩到了一根用过的针，他担心自己染上了艾滋病，但实际上是被蛇咬了。尽管如此，拍摄雨景展现了拍摄的本质，而且我非常喜欢雨——你无法去任何地方，必须呆在原地。

《郊游》（2013）

记者：你的电影经常处理孤单的角色，如《爱情万岁》或《洞》；或异化的角色，《青少年哪吒》；或边缘化的角色，如《黑眼圈》和《郊游》。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主题对你的作品如此重要吗？

蔡明亮：我自己就是这样。不是别人孤立了我，而是我自愿孤立了我自己。当我独自一人时，我感到自然、真实和轻松。不过，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孤立，所以我想拍摄更多纯粹的孤立状态。也许真正的孤立才是真正的自由。

《洞》（1998）

记者：你能谈谈你作品中对同性倾向和同性恋或酷儿性的描述吗？

蔡明亮：拍完《青少年哪吒》之后，有人推荐我去参加伦敦的一个酷儿电影节，但我不喜欢我的作品被贴上这样的标签。现在我的很多作品都在LGBT相关的电影节上放映过，我也不再介意了。我从没想过我在拍同性恋电影，我只想到电影里有同性恋角色。在我的社会现实经验中，酷儿文化确实被边缘化了。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阴暗、秘密的一面，里面藏着无法言说的深厚感情。谈论酷儿问题永远不能真正解决任何事情，所以也无须多言。你怎么能要求别人真正理解你呢？就像我电影里的角色一样，你只能做你自己，并且希望别人能理解你。

《青少年哪吒》（1992）

记者：我对浴室和厕所的使用很好奇，它们在你所有的电影中都是关键场景。它们是身体、隐私、性和身份的空间。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把浴室当成你的角色的熔炉的。

蔡明亮：当门被锁上了，就只剩下你自己，任何人都可以是完全自由的。但对我的演员来说，最难的是如何在镜头前表现出完全的自由，所以我真的很尊重他们。我在日本拍摄的最新作品《无无眠》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康生和日本演员安藤政信在洗澡：两个美丽的身体漂浮在清澈的水中，赏心悦目。

《无无眠》（2005）

记者：你经常在电影中玩弄电影主题和类型。《天边一朵云》是一部情色歌舞片；《河流》直接展现了电影拍摄的画面;《不散》的背景设在一家电影院。《脸》和《你那边几点》都有法国新浪潮的偶像让-皮埃尔·利奥的出现。你能谈谈这些作品中自反式的电影特质吗？

蔡明亮：创造难道不是与生活不可分割的吗？我不想讲故事，也不想编造现实。我想推荐一部关于我的传记片:《昨天》，这部电影是马来西亚的年轻导演苏忠源为我拍的。他追踪了我三年，敦促我回忆过去的故事。他甚至去我的出生地拍摄现在已经变成了废弃电影院的墓地。

《昨天》（2013）

事实上，当我20岁离开那里时，这些戏院已经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又出现在我的梦里。从我30岁开始：我多次梦见自己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这些戏院。武侠片、戏曲片、老歌依然在这些空间里回荡。很偶然地，在现实生活中，我成为了一名导演，但不是拍商业片的导演，也不用考虑票房收入。但我确实觉得我一直在试图重现这些记忆。

记者：关于你「回到故乡」马来西亚拍摄《黑眼圈》有很多讨论。你对于自己在马来西亚和台湾的工作有什么看法？你是否有一种漂泊感或归属感？

蔡明亮：离开我在马来西亚的家乡古晋市后，我留在了台湾。我没有离开台湾是因为我觉得在这里更自由。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马来西亚，很多社会限制让我无法做回自己，所以我从未考虑过回去。

《黑眼圈》（2006）

然而，在1998年，我似乎过分利用了我的自由，收到了很多来自台湾人的负面反应。一怒之下，我决定回到马来西亚。就在那时，我意识到马来西亚不再是「家」，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所以在2005年，我回去拍摄了《黑眼圈》。影片的主题是吉隆坡街头的流浪汉和移民工人。在这些外国人的脸上，我看到了我自己。

《黑眼圈》（2006）

记者：李康生在你最近的影片《西游》和《行者》中饰演僧人。你能谈谈你在电影中对僧侣和佛教的描述吗？

蔡明亮：我是一名佛教徒，我非常喜欢玄奘，他是一位生于大约1400年前的唐代高僧。他独自穿越沙漠，从印度获得完整的佛经，并把它们带回中国。我非常欣赏他的孤独、固执和愚钝。

《行者》（2012）

记者：多年来，您获得了无数奖项和评论界的赞誉。坚持拍电影对你来说困难吗？你如何为每一个新项目寻找灵感，并继续讲述小康的故事？

蔡明亮：如果你相信人生苦短，就没有什么能阻碍你做你想做的事。我总是觉得我很快就要死了，时日无多，所以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我曾经缺乏灵感，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我不能停止拍摄李康生的脸。我想，这太棒了。我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命运。